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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这一重大转变,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费希尔为代表的货币数量理论的影响。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在交换中不过是一个象征符号,因而货币的物质实体不必具有固有的价值,货币的物质实体与货币的价值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亦即是说,纸币和金铸币一样发挥作用,而无需花费稀缺的社会资源(如开矿、提炼和铸造)去铸造硬币。这就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什么决定货币的价值?货币数量理论的回答是:货币量。货币量加倍,不管是金币还是纸币,单位货币的价值就下降了一半。因为货币不过是一个象征符号,增加象征符号的数目,只是减少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社会产品的量。(注:Perry G.Mehrling,The Money Interest and Public Interest:American Monetary Thought,1920-1970,Cambridge and London,1997.p.4.)费希尔认为,改变方程左边的货币量将会引起方程右边的价格水平的变化,价格上升则引起商业贸易繁荣,而价格下降引起商业贸易停滞,稳定价格水平有助于经济稳定发展,而稳定价格水平的方法是稳定货币的量。
另一方面,农民思想的转变并付之于行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位政治思想家的启发。一位是叫爱德华·凯洛格的纽约破产商人。早在1841年,凯洛格就与硬币主义思想分道扬镳。他主张货币供给不能与金银保持固定联系。货币的价值应该根据全国的生产量和贷款的利率来衡量。一个能收取6%利息的美元,其价值是只能收取3%利息的美元的两倍。因为货币的价值直接关系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政府完全有权利和义务控制货币的价值。他认为政府必须象确定度量衡标准那样确定货币标准。那么,既然放弃了货币的金属基础,政府将提供什么作为货币的担保?凯洛格主张通过货币和政府债券的互换来保证货币的价值。凯洛格认为政府应印制两种纸券,一种是流通媒介,另一种是以政府本身信用为基础的低利率债券,这种债券可随时和纸币互换。通过这两种纸券的发行,政府能够也应该控制货币供给。凯洛格认为只有在这一制度下,货币才能真正支付人们每天劳动的报酬,也才能保护诚实的商人。凯洛格理论指出,既然“几乎一切财富都是劳动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它因素介入,其自然结果应当是劳动者占有全部劳动所得的财富”。但现实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劳动阶级,就整体而言,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贫穷的”。原因是“货币市场上特殊利益群体阻碍了这一财富自然分配的过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公共权力承担起控制货币和信贷的责任”。(注:Robert H.Walker,Reform in America:The Continuing Frontier,Lexington,1985. P.32.)但凯洛格的思想是同时代人不能马上接受的。因为当时主宰的意识形态是杰弗逊、杰克逊主义的自由放任,政府干预是“非自然”的。凯洛格死于1858年。内战期间绿背纸币的发行完全出于战争需要,当然与凯洛格这一思想无关。但凯洛格这一思想对战后农民和劳工从硬币主义转向绿背纸币主义、自由银币主义却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农民和劳工们公认,绿背纸币主义的创始人是爱德华·凯洛格。
另一位思想家是将凯洛格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斗争的亚历山大·坎贝尔。他在60年代早期就致力于货币问题研究,写过《根据政府法令、作为法币发行的不兑现通货》等文章。他读过凯洛格的书,出版过《真正的美国金融体系》一书,在书中,他劝读者把战时不得已发行绿背纸币作为心甘情愿的事。总之,凯洛格和坎贝尔思想的核心就是主张联邦政府根据农民和劳工的需要,摆脱黄金储备量的限制,直接发行信用纸币,实现通货膨胀,以刺激农产品价格上涨,减轻农民债务负担。同时,反对发行国民银行纸币,从而“挪开私人货币借贷者的中心控制地位”。(注:Robert H.Walker,Reform in America:The Continuing Frontier,Lexington,1985.)
凯洛格——坎贝尔思想促成了劳工和农民抗议史上最大的转变之一,即使劳动者从硬币主义转向通货膨胀主义,从自由放任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到70年代,凯洛格——坎贝尔思想很快在劳工和农民中传播。首先将凯洛格和坎贝尔思想变成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是出身农民的劳工。威廉·西尔维斯和T·V·鲍德利等一批工人运动的领袖对传播凯洛格——坎贝尔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鲍德利认为,发行货币是政府神圣的义务,在这一功能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应有任何其它因素(即私人银行——笔者)介入。鲍德利建议通过扩张通货供给以维持低利率从而有利于农民和小企业利益群体。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货币政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1872年全国劳工改革党的第一个纲领,即开宗明义地说:“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纯粹的以国家信用和资源为基础的、直接向人民发行的、无任何银行公司体系介入的全国流通媒介,从而建立公正的资本和劳动分配的标准。”(注:Robert H.Walker,Reform in America:The Continuing Frontier,Lexington,1985. P.245.)
1873年《工业时代》创刊,其前身是著名的宣传硬币主义观点的《伊利诺伊农业杂志》。该刊创办第一年就开始发表主张扩张发行绿背纸币的文章。《印第安纳农民》和《依阿华家园》(即后来的《西部农业杂志》)也在同年皈依绿背纸币派。1873年恐慌后,绿背纸币主义者的力量迅速壮大,其目标是确保充分的货币供给,摧毁货币垄断和减少债务负担。70年代早期,在各州形成了不同名称的第三党,如独立党、反垄断党、改革党和农民党。1875年,绿背纸币党形成。该党包容了上述诸党而成为农民的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同年,坎贝尔作为绿背纸币党成员进入国会。1876年,绿背纸币党提名彼得·库珀为总统侯选人参加竞选。该党的纲领要求废除1875年《恢复硬币支付法》,扩张发行可与政府债券兑换的法币即绿背纸币,利息为100美元每天1美分。但绿背纸币党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得票不到总数的1%。在1878年大选中,绿背纸币运动达到了顶峰。该年绿背纸币党获得了10%的选票,在国会赢得了14个席位。
在国会和司法界,农民和劳工运动的代言人遥相呼应,为维护绿背纸币而进行斗争。结果使共和党政府撤回绿背纸币的行动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在1868年大选中,民主党政纲明确反对恢复硬币支付,提出要维持“一种为了政府和人民、劳工和公职人员、领津贴者和战士、生产者和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通货”,(注:K. H.Porter and D. B,Johnson,National Party Platforms,1840-1856, Urbana 1956.p.38.)即绿背纸币。与此同时,相关的问题也引起司法界的激烈争论:国会发行绿背纸币,并使它成为支付一切公私债务的法币,尤其是支付在《法币法》确立前形成的债务是否合宪?最高法院于1870年2月27日对第一宗绿背纸币案,即赫伯恩诉格里斯沃尔德案作出判决:以绿背纸币支付《法币法》颁布之前(1862年2月25日)债务不合宪。而且以蔡斯为首的最高法院多数派还将这一判决应用于战后债务合同争端的审理。但在1871年5月1日诺克斯诉李案中,新增补了两名法官的最高法院,又以5:4多数票否决了赫伯恩诉格里斯沃尔德案的判决,并宣布以绿背纸币作为法币支付一切债务为合宪。(注:K.H.Porter and D.B.Johnson,National Party Platforms,1840-1856,Urbana 1956,pp.46-47)1873年9月的银行恐慌和紧随其后的经济紧缩,又激起了重新扩张绿背纸币发行的要求,以致1874年,一个最初建议从1876年1月1日始开始恢复硬币支付的法案,竞被修改成一个扩张绿背纸币发行的法案,即所谓《通胀法案》。1875年《恢复硬币支付法》的通过,虽然给于绿背纸币主义者沉重一击,但共和党人希望彻底消灭绿背纸币的企图也未完全得逞。1878年的《白兰德·艾利森法》还是保留了绿背纸币。该法指示财政部长立即停止取消绿背纸币。当时绿背纸币的流通量是3.46亿,超过了《恢复硬币支付法》规定的3亿美元的最高限量。更重要的是《艾利森法》规定财政部接受或赎回绿背纸币后不得销毁,而将重新发行和再次支出,使之保持流通。该法使绿背纸币长期成为美国货币供给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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