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工会运动（原则和组织，战略和策略。

福斯特

原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福斯特
一 我的早年
　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我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汤吞城（Taunton）。七岁到十岁，我一面上学，一面卖报；但到十岁时，由于家庭收入微薄，就不能不离开学校，去就业了。一八九一年，我在一个雕刻匠那里当学徒；这是我生平的第一项职业。

　　我二十六年的工人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一长段生活中，我曾在各种产业部门中做过工，包括化学工业、伐木、五金业、屠宰业、农业、海运、铁路、建筑等等；工作的地区，东起纽约，西至加利福尼亚州，南到佛罗里达州，北到华盛顿州。我在雕刻匠那里工作了两年，但因他给我的工资太低（第一年每周一元半，第二年每周两元），我终于离开。我继在本地的“麦克勒尔、斯密斯与齐登”（Mackellar, Smith and Jordan）铸字厂找到了工作，工资每周三元；在一年半的工作中，我学到了不少的铸字技术。在这一时期里我开始以极大的兴趣和同情，注视着工人们的许多次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

　　我所亲身参加的第一次罢工，是一八九四年菲列得尔菲亚（录入者注：现通译费城）电车工人的罢工，那时我十四岁。罢工只持续了一星期，但斗争却是激烈的。在第十五街和商场大街一带，骑警队向罢工者的和平进行队伍施行恶毒的攻击；这些恶棍鞭打我们，并将我们冲倒在地。这是我在阶级斗争中所受的洗礼，对于我的整个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十年间，我正在长大，也正是工人们进行积极斗争的时期。这时期内工人所表现的斗争性，是其后二十五年中无与匹比的。那时正当劳工骑士会（Knights of Labor）的全盛时代，美国劳动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也刚在创建之中。美国历史上几次最伟大的罢工，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一八八六年，以芝加哥为中心，发生了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罢工风潮；这次风潮展开了工人阶级表现高度斗争性的十年。这次风潮激动了各地所有的工会，结果使罢工运动中一些英勇的领袖，如巴森斯（Parsons）、施派斯（Spies）、恩吉尔（Engel）、菲锡尔（Fisher）、林格（Lingg）等人，受到法律上的陷害。这一次历史性的斗争之后，又接着发生了同样著名的一八九二年的和谟斯忒德罢工（Homestead strike）；当他（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当地”之误）的钢铁工人，虽然在和日益膨大的钢铁托拉斯搏斗中节节败退，但在武装斗争中却击退了“宾克顿侦探社”（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1]的恶棍，并且用武装占领了钢铁工厂。接着，在一八九四年五月，正当工业危机严重的时候，发生了戴伯斯（Eugene V. Debs）所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的大罢工；但由于联邦政府使用暴力，加以美国劳动联盟和行业工会负责人的出卖，罢工被镇压下去了。同时，在落机山脉（录入者注：现通译洛基山脉）区域各州的金属矿工中，也发展了一连串的美国劳工史上最为突出和艰巨的罢工；在这一地区里，在海渥德（William D. Haywood）的领导之下，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的工人们在许多次罢工中对公司所雇用的恶棍和各州地方军队进行了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的另一著名运动，是柯克赛所率领的各地失业群众向华盛顿的进军[2]；这个运动大大地鼓动了工人阶级，因为工资的剧减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使他们陷于穷困的境地。

　　当工人们在以这些英勇的行动抵抗美国资本主义的时候，中部的小农阶层对政治的不满，也高涨起来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制造商及商人等，也因为感受着日益增长的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而表示不满。早在一八九〇年，他们已促使国会通过了《薛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明知无济于事，仍想借此阻止垄断资本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严重的工业危机，更使他们满怀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

　　一八九六年布赖安（Bryan）领导的民主党运动，就是在工人、农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的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中开始的。这一运动虽然包括了不少工人份子和城市中产阶级份子，却是由农人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发动的，而且农人是运动的骨干。

　　这许多伟大的运动深深地激动了我。这一时期的激烈的罢工运动，尤其使我关心，并鼓舞了我的热情。的确，关于一八八六年的事，我只是从年长的工人那里听来的，但他们都保留着当年的传统，我则以热烈的心情继承了这一传统。至于一八九四年的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的罢工，我是记得相当清楚的；当时报纸上关于落机山金属矿的激烈罢工运动和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工人的多次斗争的消息报导，我都仔细读过，因此启发了我和工人阶级血肉相联的感觉。我屏气凝神地注意着“柯克赛军”的进展消息。每天早晨，在去到工厂的路上，我总是滞留于菲列得尔菲亚第十三街和费尔柏特街交叉之处，为要在柯克赛设于菲列得尔菲亚城的征求参加进军者的办事处，读读公告，知道全国各地失业军的进展情形。当柯克赛在华盛顿因“践踏国会前的草地”这样一个可笑的罪名被捕，而使整个运动达于低潮时，我悲痛达于极点。但是，在启发我的阶级感情中起了最大作用的一件事，还要算伟大的和谟斯忒德钢铁罢工。我那时才十一岁，但我记得，当局将菲列得尔菲亚的国民军派到匹兹堡去镇压罢工时，我和父亲是一样愤慨的。

　　种种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将我天生的无产阶级本能，迅速地转变为真正的阶级觉悟。我的认识很快地越过了布赖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极限，走上了革命世界观的途程。

　　我在产业工作中的经验也渐为增广了。截至一九〇〇年年底，除去以前所做过的工作外，我已先后在宾夕法尼亚的勒丁城（Reading）和佛罗里达州的约克孙维尔城（Jacksonville）两地的肥料工厂中做了三年工；在约克孙维尔时，我已经能够装配汽管和管理固定动力机，并成了渗和肥料的熟练工人。这三年中，我还在佛罗里达州的锯木厂从事过偿债劳动，在“宾夕法尼亚和勒丁”（Pernsylvania and Reading）铁路公司管过两个月制动机，还在纽约城第三街的电车上当过六个月的司机，并于此时第一次参加工会，即电车工会。当时纽约电车业的情形是很糟的；工人毫无组织，工资和工作条件全由公司方面武断规定。我于是决心改变这一切，企图将电车工人组织起来，而因此被开革了。

　　我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宗教的看穿，是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准备，而我的转变，就在一九〇〇年夏天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我开始以热爱的心情读着社会主义的文献，竭力了解当前的运动。一九〇〇年秋，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勒丁城附近怀屋密新（Wyomissing）一家肥料厂做工的时候，正逢美国大选，社会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是戴伯斯和约伯·哈里曼（Job Hariman）。那时我才十九岁，没有投票权，但却伴随了另一个工人，即我的姐夫乔治·麦克维，走了六英里路去“帮助他”投社会党一票。同年，我加入了社会党（Socialist Party）；那时的社会党，是刚从社会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3]分裂出来的新政党。

　　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四年，我在革命中的发展遭受了一次无情的阻挠。我童年时在铸字馆里整天和铅为伍的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其后三年在肥料制造厂的工作，由于工人的健康在劳作时毫不受保护，整天蒙在含有毒素的灰尘中，把我的身体拖垮了，医生竟至说我有肺病。正和以前的广大工人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疏漏了“众”字）一样，我咬紧牙关替资本家赚利润，而几乎因此遭受不时的死亡。我于是辞去工作，收了摊子，出发往西部去，沿途过着流浪工人的生活。

　　到了俄勒冈州以后，我做了几个月码头上的工作，和伐木及修筑铁路的工作。一九〇一年初冬，我坐着一只横帆航船离开了俄勒冈州的州会波特兰。航船名叫比加苏斯，是只英国的四桅船，载着麦子，将要经由揆普忽恩到南非的揆普坦（录入者注：现通译开普敦）去。我的海上水手生涯，也就是我的工人生活中最有趣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就这样开始了。在这段生活中，我环绕世界航行了一个半圆周，连同停留在南非、澳洲和南美洲沿岸的许多时间在内，前后共经三年，历五万英里。这次航行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饥饿、磨难、危险和低额工资，使我遭受了最残酷无情的剥削，并大大地帮助我坚强了我的革命信念。

　　我最后一次当水手，是在一只名叫“卡地干号”的船上。船到英国北西尔茨就将水手解雇了，我于是搭汽船回到菲列得尔菲亚。我在菲列得尔菲亚加入了“大西洋岸海员工会”（Atlantic Coast Seamen’s Union），打算就此在东岸当水手。但西部又给了我不少诱惑，我再度流浪到俄勒冈去。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初到达那里时，正赶上大选，可以投戴伯斯的票。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我在波特兰地区做工，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党的活动。我向当地党支部缴纳党费，并开始阅读党的文件。

　　这三年中，我在以太平洋沿岸地区为特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的各种行业中工作，包括农业、伐木、锯木、建筑、修建铁路和火车上的工作等。我真成了一个典型的西部流动工人。

　　我在“俄勒冈铁路和航船公司”（Oregon Navigation and Railroad Company）找到了工作，即在波特兰—尤马地拉地区当机车火夫。做了六个月的苦活以后，我请求加入“机车火夫和司机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 and Engineers），心想渐渐升为司机。但尖锐的工业危机在一九〇七年爆发了，于是我就失业了，所定计划也被全部推翻。

　　这几年中，我对革命的了解和我的革命热情，都提高了。我是社会党的极热诚的拥护者，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社会党组织，正因激烈的和日益发展的内部斗争，在起着分化。党的机会主义政策，是党被中产阶级支配的恶果。党内的革命工人份子，对小资产阶级的操纵和机会主义的统治，是深为不满的。我很关心这一党内斗争，并很快地成了斗争中的左翼的一员。我在阶级斗争中的经历和理论学习，已渐将我造成一个有斗争性的人。我已经认识到一个基本点，那就是：阶级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战斗。我深信所谓将资本主义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计划，是终于无效的。因此我坚决地和无产阶级份子结合起来，而他们的要求则是将社会党变成一个革命的组织。

　　一九〇七年的工业危机，逼迫我离开波特兰，到西雅图去找工作。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西雅图做建筑工人和锯木工人。

　　我到西雅图时，社会党的内部斗争已经尖锐化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者集团把持着州（指华盛顿州——译者）的党组织；大多数党员群众倾向于左翼反对派。这一斗争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于党的领导权的争执，以后又引起许多别的问题，但主要还是领导权问题。

　　一九〇九年初，当州的党代表大会在艾佛来特举行时，情势发展到了最高点。左翼拒绝参加大会，召回了代表，另外举行了一个自己的代表大会，并自行选举了州书记。华盛顿州于是有了两个社会党。这时，机会主义集团所控制的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左翼的党代表大会为非法，承认右翼所选出的州书记，并给左翼份子以用个人身份重新入党的机会，但很少人参加。我们起初还想维持自己这个社会党，但由于党员不愿用“社会党”这个为人憎恨的名字，这一政策便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动员自己力量的新办法。

　　由于一九〇九年华盛顿州党组织的分裂，我们不得不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新的组织形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当时一般的左翼份子一样，头脑中充满了但尼尔·德里昂（Daniel de Leon）派的工团主义理论，但我们终于决定不参加德里昂所领导（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漏“的”字）社会劳工党。社会劳工党的极端宗派主义使我们起反感；至于德里昂的教条主义空想，与其说是我们分析到的，不如说是我们感觉到的。我们决定组织新党，而事实上也办到了。

　　经过不少艰难，新党于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西雅图出现了，它取名为“工资劳动者党”（Wage Workers Party）。它的寿命十分短促，从成立到垮台，才不过八个月。这个党的性质，可以说是介乎社会劳工党和一九〇五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之间的。像它这样一个党，在阶级斗争中是不能存在的，因此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了。党的机关刊物是《工资劳动者》（The Wage Worker），只出了一期。这一运动中的积极份子中有约瑟夫·曼莱（Joseph Manley），他后来成为共产党在工会中起积极作用的领袖。

　　工资劳动者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党左翼最早的结晶之一，在于它是一九一二年大斗争和一九一九年社会党全国性分裂的先驱。在全世界的社会党内的革命份子反对改良主义领导阶层的斗争中，工资劳动者党代表了局部的战斗。

　　我对于工资劳动者党的成立并不十分热心，而且就在发动成立这个党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已转到世界产业工会方面去了。一九〇九年秋天，我从西雅图到斯波坎（在华盛顿州西部——译者）去，当地正进行着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我是去为泰塔斯（Titas）主编的《工人报》（Workingman’s Paper）（原名《西雅图社会主义者》）采访消息的。

　　刚到斯波坎，我便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世界产业工会的斗争精神极好，与社会党的爱说空话，真是一个尖锐的对比，因此使我衷心赞同。我被捕后，在狱中住了两个月，并在此时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被释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和当局谈判结束这一斗争，我被任为委员会的负责人，而谈判的结果，世界产业工会获得了几乎是完全的胜利。

　　我之所以参加世界产业工会，主要是由于我对社会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和政策的憎恶。由于社会党改良主义瘫化了斗争，使我轻率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般性的政治行动是无效的，工人阶级求解放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战斗的工会行动，达到同盟总罢工的高潮。但这个结论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它将政治行动和社会党的机会主义混为一谈，从而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武器抛在一边。经过许多年后，我才纠正了这一基本错误。

　　同时，战斗的世界产业工会的影响，以及法国劳工总同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Labor of France）的惊人胜利，使我采取了工团主义的观点。这一法国的工团主义组织，当时正领导着许多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同盟总罢工，鼓动着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我决定到法国去亲身学习法国的工团主义。于是在一九一〇年初，我带了一百块钱，先流浪到纽约，不久便到了巴黎。

　　我在法国住了六个月，一面紧张地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一面争取能说法文和看法文书。法国工团主义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和美国世界产业工会的政策也很不一样，因此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个特征就是：战斗的工人并不退出保守的工会，另行建立合乎他们理想的新产业工会，而是在保守的工会中争取实行自己的政策。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策略和主张以战斗的少数人起作用的理论，较之世界产业工会建立重复性的产业工会的政策，和幼稚的“工会中无领袖，所有会员皆领袖”的理论，是高明得多，聪明得多的。我决定在回到美国以后就这两个问题在世界产业工会中提出，而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两点看法在我所作的工会活动中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离开法国后，又到德国住了六个月，零碎地学了些德文。我在德国的经历加强了我的工团主义的看法。德国的社会民主派显然是不革命的；这一点，加上该党控制下的保守的群众性工会和劳工组合所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相信的革命的工团主义政策是必要的。德国工团主义的工会，由于宗派主义的作风而被孤立，这更使我相信：假如按照世界产业工会的计划，从旧有的工会中撤退出来，简直就是将群众性的工会拱手让给卡尔·赖强（Carl Legien）[4]去控制，而断送了前途。只有在群众性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才是好的策略。我于是得出结论：双重工会主义（dual unionism）的政策，在德国和美国的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我原定在德国只住六个月；快要期满时，我赶着学习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想要达到能够看书的程度，以便去西意两国各住六个月。正在此时，美国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圣约翰（Vincent St. John）给我来电报，要我代表世界产业工会出席国际工会书记处（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Secretariat）即阿姆斯特丹国际（Amsterdam International）的前身的会议。会议将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到十二日在匈京布达佩斯举行，我于赴会途中，在德来斯顿（录入者注：现通译德累斯顿）列席了全德工会会议，亲眼得见赖强的雷厉风行的官僚主义的实际表现。因为没有钱，我从纽伦堡步行了一百五十英里才到达德来斯顿，不久又接到圣约翰的电报，要我立即回美国去参加即将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的代表大会，我遵从了他的指令。

　　我到芝加哥时，刚好赶上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是立即着手争取这个工会采取在保守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政策。为要促成政策上的根本改变，我发动了积极的斗争，并得到了杰克·约翰斯顿（Jack Johnstone）、约瑟夫·曼莱、杰·福克斯（Jay Fox）、杉姆·汉末斯马克（Sam Hammersmark）等积极份子的支持。当时世界产业工会的内部情况，可以使我们顺利地进行宣传鼓动。这是因为一九〇五年代表大会上表现的蓬勃气象并没有能保持，世界产业工会的人数逐渐减少，影响也日益减弱，出席大会的只有三十一名代表。从会员的思想说，产业工会几乎成了一小撮顽固的宗派主义份子的团体，他们只知一味反对政治行动和宗教。戴伯斯和德里昂都在产业工会拒绝从事政治活动时分裂出去了。会上弥漫着悲观空气，而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世界产业工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但是，一项重要事件，却同时在发展着；由于这个事件，我们在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的刚有起色的宣传活动，受到颇为重大的打击。这就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世界产业工会所领导的罗凌士（Lawrence）二万三千纺织工人的罢工。罢工的斗争很尖锐，领导得很好，结果是工人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世界产业工会声望大增，并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在这以后的短短期间内，世界产业工会又在培特孙（Patterson）、亚克琅（Akron）、小瀑布（Little Falls）、黎顿（Lytton）和在麦沙巴（Mesaba）铁矿区及华盛顿州的伐木区组织了一连串的重要的罢工。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罢工浪潮中，工人多次赢得了资本家的让步，使得世界产业工会达到保罗·布列森顿（Paul Brissenden）教授所称的“势力的顶点”[5]。悲观空气消失了，世界产业工会的积极份子都很高兴。圣约翰热情地宣称：“罗凌士地区各工厂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必然垮台的开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提出的将世界产业工会和旧型工会合并的建议，是全盘失败了。主张双重工会的情绪，又在各方左翼分子中间重新高涨起来；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将世界产业工会当时的兴盛，正确地看作是“昙花一现”。

　　世界产业工会内部主张“双重工会”的情绪的复活，使得我们不得不改变策略。我们新组织的几个团体，开始从世界产业工会中分裂出来，参加到美国劳动联盟内部去活动。首先采取这一路线的是约翰斯顿在英属哥伦比亚纳尔逊（Nelson）城所组织的工团主义同盟第一分会。不久以后，我们才在美国劳联在其他各地的机构中有了自己的组织，包括堪萨斯、奥马哈、芝加哥、明尼亚波利斯（录入者注：现通译明尼阿波利斯）、英属哥伦比亚的凡科佛城、圣路易士、旧金山、落山机（录入者注：现通译洛杉矶）、西雅图、塔可马及中部和西部的若干其他城市。

　　至于我个人，我最后一次缴纳世界产业工会的会费，是在一九一二年二月。我那时是铁路工人，因此在芝加哥参加了属于美国劳联的本行工会，即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工会（Brotherhood of Railway Carmen of America）。

　　我们在新运动开始时所依靠的力量，几乎完全是来自世界产业工会的。社会党的左翼份子充满着世界产业工会所主张的双重工会的情绪，我们和他们完全没有联系。

　　由于我们的运动还很弱小，不能召开全国会议或代表大会。在各地组织的同意之下，由芝加哥的地方组织起全国中心组织的作用，并选出了执行局，以我为中央书记。我们的组织名为北美工团主义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我们采取这一名称，是因为同盟尚包括加拿大的一些组织，并且打算将活动范围扩展到墨西哥去。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一共存在了两年，即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在当时蔓延着的工业危机的压力之下，这时的工人斗争日益高涨。美国劳联所属的各个工会迅速地发展着，并组织了好几次重要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会也发展了，并且也领导了许多次斗争；社会党的党员数目，一九〇九年为四万一千四百七十九人，一九一二年为十一万八千零四十五人；同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所得的票数达九十万，超过该党在以前任何一次大选中所得的票数。赛渥德·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录入者注：现通译西奥多·罗斯福）尽管竭力想以他的“进步党”[6]运动来解除劳苦大众的精神武装，仍然不能组织上述这一切的发展。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虽然从事了不少活动，但终久（录入者注：意思应即“终究”）不能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同时，它的活动仅限于芝加哥以西的地区，也就是向来属于世界产业工会势力范围的地区，而始终没有深入工业发达的东部。就成份说，同盟的会员，主要是些技术工人，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生长在美国的。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工人中积极份子的实际数目，不超过两千；他们所领导的工会会员人数，至少有十倍或二十倍之多。同盟的影响，是不能单从它的人数看的；它所办的刊物所发生的影响尤大。同盟存在了两年之后就衰落了。一九一四年夏天，中央机构解体了；只剩下些互相没有联系的积极份子，散在各个工会中进行活动。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显示着一般工团主义运动的基本弱点；这就是说：纲领中将工人的革命问题，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过于简单化了。

　　尽管同盟存在的期间很短，却在左翼中间留下了它的痕迹，使它在美国革命史上，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同盟所代表的，是美国的革命工人第一次想要将工会的领导权从反动的工会领袖手上夺取过来的有组织的斗争；因此，它的主张较之当时和左翼紧密结合着的双重工会主义，是大大地进了一步。先前的革命者也曾为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从事过斗争，但只限于芝加哥施派斯等人和早期社会劳工党的先进们所进行的几次。然而这些斗争发生的时候，左翼还没有染上双重产业工会主义的长期病症。向这一个起着瘫痪作用的双重工会政策首先发动了严肃的进攻的，正是北美工团主义[联盟]（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应该是“同盟”之误）。

　　对于我们这一小群工团主义者说来，同盟之不能长期立足于劳工运动中，无异于当头一棒。但是，我们所坚持的意见，即“左翼的现行政策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并没有因这个打击而发生动摇。因此当同盟还没有垮台时，我们就着手建立新的全国性组织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集中表现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在圣路易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有芝加哥、圣路易士、奥马哈和堪萨斯城等地的代表，建立了国际工会教育同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ae），确定芝加哥为全国首脑部的所在地，选定了包括主要地区代表的小规模的全国执行局，并任我为书记。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产生，刚在世界大战爆发了几个月之后，正当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的工业危机，又恰在战时大繁荣的前夕。这时生活费用已在迅速地上涨，工人的不满正在普遍化。工人有斗争情绪，但他们的组织却不能领导他们从事战斗，因而并没有许多斗争发生。美国劳联所属工会的活动，已在工业危机中陷于停顿；世界产业工会在两年前兴盛过一阵，现在却衰落了；社会党则因一九一二年的分裂，至今还蒙受着很大的创痛。

　　客观环境对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是有利的，因此它便将努力的方向，主要地转到无组织的群众方面，将他们组织起来。但是，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活动，始终没有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冬天，我在西部作了七千英里的旅行（当然仍是沿途流浪），从事宣传鼓动，想要将运动展开。散在各地的工会积极份子竭力想组织团体，但没有成功。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在全国范围中的普遍性，竟还不如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不久，教育同盟竟缩小为芝加哥一地的组织；但这个团体，却注定要在整个劳工运动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教育同盟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其原因和工团主义联盟相似。两者都具有工团主义的通常的缺点；两者的左翼，是一贯地反对加入到保守的工会中去的。虽然世界产业工会已经一蹶不振，但双重工会主义却仍是世界产业工会、社会劳工党和社会党左翼所奉行的教条，是批评讨论不得的。一方面，美国劳动联盟腐朽日深，又在托拉斯化的产业中表现得毫无活动的能力，使群众对它不满；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人从联合服装工会（United Garment Workers）分裂了出来，组成了独立的成衣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并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这两件事，都使持双重工会论者更振振有词。此外，使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和一般左翼势力分家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同盟自己所发展的工团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当时左翼中的普遍的宗派主义思想起了激烈的冲突，行将使我们自己的力量在一般革命力量中更形孤立。

　　教育同盟在芝加哥的组织，约有一百人。它在为许多战斗性的运动建立基础时起了作用；不久以后，芝加哥劳联之所以能成为美国当时最进步的工会联合组织，教育同盟又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教育同盟是有其重要性的。芝加哥劳联的进步性，表现于它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间在屠宰业工人中所发动的伟大的组织工作，表现于它在劳工党内部的活动，表现它给予蒙尼和彼林斯（Mooney, Billings）二人的声援[7]。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我们不断地在芝加哥劳动联盟中活动，竭力想建立起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坚强组织。我们的政策之一，是在许多问题上，和芝加哥劳联主席约翰·菲茨派屈里克（John Fitzpatrick）所领导的集团结成统一战线。虽然我们认为菲茨派屈里克对于阶级斗争毫无理论认识，但相信他是个忠实勇敢的人，会尽他的能力为工人作斗争。

　　教育同盟在芝加哥的组织，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时期中当地的罢工运动。我们和那些控制着工会的日益膨胀的流氓势力起了尖锐的冲突，因此成了摩非（Murphy）和渥唐纳（O’Donel）等帮会的死敌；这些帮会，是造成日后恐怖时期的艾尔·加本（Al Capone）的前辈。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全国范围中也展开了。我们向工会刊物投了许多稿，借以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在成千的工会中推销题为《工会运动——达到自由的道路》的小册子。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促使芝加哥劳动联盟决议成立一个芝加哥联合铁路工会（Chicago Railroad Council）。各个铁路行业工会的头目们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群众性运动，因而曾反对我们的建议。一九〇二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误），芝加哥联合铁路工会领导了二十五万铁路工厂工人的全国性罢工。

福斯特

[1] 这个侦探社，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镇压罢工和在工人中进行密探活动的最凶恶的机构。

[2] 柯克赛是美国当时一位宣传家。一八九四年，他组织了一批失业群众，称为“柯克赛军”（Coxey’s Army），去华盛顿请愿。到华盛顿以后，当局借故将他逮捕——译者。

[3] 社会劳工党于一八七六年成立，是由各个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由于社会劳工党内部的分裂，成立了社会党。社会党除一部分前社会劳工党党员外，还包括中部的社会主义团体。

[4] 卡尔·赖强是当时德国工会的改良主义领袖。

[5] 但事实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的人数，到一九一七年更多了，该会对外宣称有十三万会员。

[6] 一九一二年，赛渥德·罗斯福未能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于是组织进步党，依靠自由主义的政纲竞选，希望第二次连任总统职位。进步党斥责民主、共和两党，说两党都是党棍子所操纵的；但罗斯福却是当时成长着的美帝国主义的激进的代表。

[7] 蒙尼是旧金山一位英勇的工人领袖，久为资本家所痛恨。一九一六年，该地举行主张美国准备参战的游行，途中炸弹爆发，伤了一些人，地方当局乃加罪于蒙尼和另一工会负责人彼林斯，将他们逮捕。入狱后，二人用发宣言等方式，不懈地支援各种革命运动；要求释放他们的斗争，普及于美国和全世界的进步人民。一九三九年，美国政府才在人民的压力下将他们释放——译者。

福斯特

二 屠宰业中的斗争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一九一七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的“苏”铁路线（Soo Line）当车辆检查员。在这以前，我曾担任过火车造车工会的交涉委员；一年任期满后，该会所属的十三个地方工会一致提出要我连任，我拒绝了，却回到铁路上去做工。我在做巡查货车工作的时候，对于怎样去发动组织工作的问题颇感困难。老实说，我简直想不出办法来。我们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垮了；我自己每星期要做七天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结果我虽是芝加哥劳动联盟的代表之一，却连参加劳联会议的时间也没有。但是到了同年的七月十一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当我去上工的时候，在路上忽然想到，或者可以展开一个组织芝加哥各大屠宰场工人的运动吧；这些工人，是许多年来完全被美国劳动联盟所愚蠢地忽略了的。屠宰业的工人中，除去联畜工人以外，简直完全没有组织起来。[1]他们的境况万分痛苦；同时资方正需要大量的工人，因此便为组织工人的斗争造成一个极好的机会。此外，也许还可以设法使进步的芝加哥劳联支持这一运动。打定主意以后，我就干起来了。造车工会芝加哥区联合会，原是由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所领导的。当晚我就向该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所建造的冷藏货车是屠宰工业的基础，我们这一行在整个屠宰业中的地位是颇为显著的，区分会马上便批准了我的建议。七月十三日，我以区分会代表之一的资格，去参加屠宰工会（Butcher Workmen）第八十七地方工会的会议，屠宰工会其实已经破产了，第八十七地方工会也已经陷于半死状态。但在他们勉强地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双方即于十五日向芝加哥劳联建议由双方共同展开一个组织当地屠宰业中所有各行工人的运动。劳联的负责人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建议；于是，计划产生后不过四天，组织大屠宰业托拉斯工人的运动便开始了。一开始，约瑟夫·曼莱、杰克·约翰斯顿及其他工会左翼份子，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七月二十三日，我们成立了牲畜业联合工会（Stockyards Labor Council），参加的有十二个地方工会，联合工会所管辖的屠宰业工人中，包括屠宰工人、造车工人、机器工人、电器工人、箍桶工人、木工、职员、汽管装配工人、司机及火夫等。我被选为书记；一个名叫马丁·摩菲（Martin Murphy）的普通屠宰工人被选为主席。我们的工作计划是要建立一个联盟式的组织。我们拒绝采用左翼的传统政策，即发动一个新的“统一的大产业工会”，因为像这样一个双重性的工会，将会分散我们自己的力量，一上来就会断送了我们的运动。我们所决定的走向产业工会运动的路线，是建立产业联合组织，将构成这个组织的各行业工会，紧紧地连锁在同一个工会联合会、同一个执行局、和同一批交涉委员之下，借此在整个产业中建立巩固的战线。鉴于一九零四年的大罢工，曾因工人内部不团结和属于两个彼此争执的联合工会的各行业工会间的破坏而遭全面失败，工人们立刻接受这一建立产业组织的计划。我们将产业工会主义的精神，灌注于整个运动之中。

　　在牲畜业联合工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将运动的基础主要建立在非技术工人群众之中；也就是建立在占工人中大多数的、出生于外国的工人和黑种工人之上。黑种工人在芝加哥的六万屠宰业工人占一万二千人，因此是一个十分辣手的问题。虽然屠宰业中的主要工会，即屠宰工会，允许他们参加，但在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许多熟练工人的工会仍旧不让他们进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一件事，便是由于美国劳联的种族歧视政策，使得黑种人的中产阶级份子对我们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在我们着手组织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办法，是使黑种工人参加群众性的各大屠宰工会，以为这样便解决了问题。但黑种人的领袖们立即喊起来，说我们将黑种人放到白种人的工会里去了；他们在工会中只是孤立无援的少数人。因此他们要求另外组织黑种人工会。在我们天真地同意了这一要求之后，差不多只隔了一晚上，指我们为“歧视黑人”的喊声，就在芝加哥最热闹的街上传遍了，结果非常之糟。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采取所谓“街邻政策”，即在黑人区和白人区同时建立群众性的工会，两者都允许白人和黑人加入。这样，我们便结束了是否歧视黑人的争论，并迫使黑种人的中产阶级里的腐化份子，亦即那些屠宰商的代言人，公开出来一般地反对我们组织工人的运动，并主张破坏工会。他们这样的主张，却是很容易被我们打败的，因为后来的结果说明：我们终于争取了大多数的黑种工人，而我们所组织于工会中的黑种工人，其数目之大，是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从来没有过的。

　　但我还是回到上文所说的故事去吧。为要进行这个运动，我们到哪里去找钱和组织工作者呢？美国劳联连一个铜板也不肯给我们，要（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它在芝加哥的组织委员福劳德（Flood）是个既无耻又傲慢的人。屠宰工会这时已是气息奄奄，它的极端反动的负责人，将我们看作暴发的人物，并且是和他们争领导的危险份子，当然对我们是敌视的。筹备工作是由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以及从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做的。芝加哥劳联对我们是友善的，可是最初给我们的经济上的援助，只限于第一次群众大会的费用。但是，经由芝加哥劳联和火车造车工会区联合会的推荐，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总主席雷安（Ryan）非常勉强地任我为组织干事，任期九十天[2]。在我们的工作开展运动显得有希望的时候，芝加哥劳联又任杰克·约翰斯顿为支薪金的组织干事。后来，伊里诺斯州劳动联盟又给我们派了两个黑人来当组织干事；一面我们又间或拉屠宰工会和其他行业工会的交涉委员来帮忙。除此以外，都由我们自己在运动中设法解决经济问题和培养出组织工作者。

　　芝加哥劳联主席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一开始便同情我们的运动，但他对运动的前途却是怀疑的；这原因，便是他染上了普遍于工会份子中的悲观看法，认为屠宰业工人是组织不起来的。但在我们的运动开始收效时，他便积极起来了，最后在这一运动中当了全国主席。在和美国劳动联盟的反动领袖破坏我们的战略所作的斗争中，在和屠宰商及政府进行谈判中，他都做了特别有价值的工作。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我们精神勃勃地开始了组织起来的运动，并将我们的努力，集中于牛肉大托拉斯商人在芝加哥的五个大屠宰场。到我们集会上来听讲的工人很多；但是，由于美国劳联多年来的出卖行为和无能，使他们不敢轻易相信我们，所以加入我们工会的人却很少。在六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中，只有五百个人加入工会为会员。费茨派屈里克说，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自从十三年前那次罢工失败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进展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庞大的屠宰业决不可能用这种一个人一个人去组织的办法。我们无论如何要发动工人集体地加入工会才行。

　　我们这一小小的、具有战斗性的领导集团，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工人组织起来；为此目的，我们准备采取断然行动。我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战斗性的罢工政策，这和冈伯斯（Gomperss）的“不罢工”的战时政策，是丝毫没有共同之点的。我们确信，工人们对罢工是有心理准备的；假如他们看出来采取罢工行动是有希望的，而这一行动又将是有利于我们所宣传的八小时工作制及组织工会的权利等项要求的，便会对我们的努力有所反响[3]。因此我便向我们的小规模的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依靠我们现有的五百个会员，只要有很好的准备，再加上别的产业积极份子的有组织的支援，就可以发动六万广大工人的罢工。

　　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办法，但我至今还认为，假如当时我们实行了这一办法，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组织工作人员们同意了我的建议，但是我们幸好在准备的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把握的办法，通过罢工运动，使群众行动起来。在芝加哥的运动以及一般有利形势影响之下，西部几个屠宰业的中心开始出现了地方性的组织和罢工。因此我建议采取这样的策略，即召集屠宰业工人代表的全国会议，以便准备向屠宰商提出一些要求。屠宰工会的领袖们是美国劳联的典型反动份子；他们感觉到罢工可能发生，因此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当然，他们对于我们的整个战斗性的路线也是反对的。但是，由于他们恐怕会被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抛在一边，又终于勉强地同意了。我们就在他们的抗议声中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向报界公布了，并且扬言：举行会议这一行动，很可能会发展到屠宰业全国大罢工的高潮。

　　第二天，正如我所预料的一般，芝加哥各报登载了刺激性的大标题：《屠宰业罢工在即》。别的屠宰业中心城市也要同样罢工，整个屠宰业由于将要爆发的罢工而在沸腾着。

　　这对于怀着不满的工人群众，产生了有如电一般的效果。终于，他们见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行动，看到了向他们的剥削者反击的机会。而在大批地加入芝加哥各工会时，他们几乎“挤破了大门”。孱弱的屠宰场组织，如狂地发展起来了。例如衰老的芝加哥屠宰工会（即第八十七工会），在报界公布了将要举行罢工的消息以后的第一次集会上，就接收了一千四百名新会员。同样，在西部较大的屠宰业中心城市里，运动的发展如同月桂树的滋长一般迅速；这里包括苏市（Sioux City）、圣路易（St. Louis）、卫史堡（Fort Werth）、俄马哈（Omaha）（录入者注：现通译奥马哈）、堪萨斯市（Kansas City）、圣约瑟（St. Joseph）、圣保罗（St. Paul）、俄克拉荷马市（Oklahoma City）和但维尔（Denver）（录入者注：现通译丹佛）等。成万工人，源源不绝地加入了美国劳联所属的各地工会。我们的策略的胜利，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尽管组织全国庞大的屠宰工业工人的工作，一向被做工会工作的人们认为是一件决不能办到的事情，但我们却占了上风。同时，我们把十二个彼此友善的屠宰业工会，合组成了一个全国性、但联系不很紧密的委员会，由费茨派屈里克任主席，由我任书记。

　　但是，屠宰商也不曾闲着。最初，他们除去派遣大批奸细打进我们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敌对举动[4]。显然他们将我们的运动和过去美国劳联的许多次“斗争”一律看待，认为它也会自己垮台的。但是，当他们认识到我们真有了进展时，却又大为惊异，以实行“开门制度”[5]的工厂的惯技，亦即以开除工会积极份子为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一开除工人的进攻行动，到处都在发生，而于“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Libby, McNeil and Libby）（史威复特公司[Swift]的附属公司）开除了其在芝加哥工厂中的五十个工人时，达到了顶点。

　　我们的战斗的组织工作者的政策，是以举行屠宰工人的全国罢工为目标的。我们估计，只有通过这样一次罢工，屠宰工人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和建立他们工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似漏了“的”字）。同时我们坚信：由于对食品的急切需要，无论屠宰商或政府，都受不了一次战时的屠宰业大罢工。因此，屠宰商对我们的挑战，正好使我们能运用自己的策略；我们为了回答“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的挑战，迅速地举行一次投票，征求关于全国罢工的意见，结果几乎百分之百赞成罢工。于是我们便急忙开始准备罢工；但是，正在这个关头，美国劳联中负全国责任的人出来过问了，由此将运动引到由政府进行调解的路上，亦即被出卖的路上去。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我们当能记得，威尔逊政府为了将频繁的罢工运动引入他途，并防止工会发展到实行“开门制度”的产业部门中去，采取了在战争期间由政府出面和工人订立协定的政策。政府的联邦调解委员会（Federal Mediation Commission），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解决工潮。当然，美国劳联的领导阶层，和这一反对工会的政策，是完全协调的。

　　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和其他的屠宰业积极份子，是反对这种政府的干涉的。费茨派屈里克也反对政府插足其间，但是对罢工却没有信心；我和约翰斯顿的整个策略，却正是要以罢工的需要为基础，通过直接的压力，强迫屠宰商和工会签订协议。

　　但是美国劳联却漠视我们，将政府拉了进来。我们照常例将关于罢工的投票结果，正式通知了劳联，但劳联却未经通知我们，便将这件事交给政府去处理。我们立刻遭到了联邦调解委员会的代表们的侵袭。此后，当我向冈伯斯提出抗议，说他拉出政府来和我们作对时，他却替自己软弱无力地辩解说，我们的电报到时，他不在办公室里，他的秘书勒加德小姐，就将电报送到劳工部去请求调解了，而她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段解释，明白地显示出美国劳联的“战时不罢工”的政策。

　　劳联的这一行动，破坏了我们整个的罢工策略。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否不理政府派来的调解人，迳自举行罢工？但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劳联的领导人将坚决反对，参加我们的联合性运动中的十二个联盟工会的中央负责人，也是一样。我们的牲畜业联合工会自始至终的最大缺点，是它虽然在这一全国性的运动中，起了全部的推动作用和战斗性的领导作用，但是仍然让有关的国际工会[6]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反动的劳联负责人手中；更糟的是，我们不曾有一群有组织的积极份子，去联系其他屠宰业中心城市中的工人群众。

　　一年半以后，在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斗争中，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形。那时我们的委员会正遇到由威尔逊总统、冈伯斯和二十四个钢铁业工会的大多数负责人所提出的要求，即我们应该抛开我们的正在发展中的罢工运动，而相信政府的诡计。本来，以我们的坚强组织，可以不理睬这种叛卖性的要求，而进行伟大的全国罢工。但是在屠宰业的情况下，由于工会新成立，而且我们还不能控制全国，这样做法是很愚蠢的。于是，我们在优势的力量面前让步了，我们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进入了由政府调解的阶段，但不论我们敌人，即屠宰商、政府和美国劳联的最高领导阶层怎样，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的运动日益增长着的力量和战斗性，把我们的运动引向胜利的途径上去。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在周旋了很久以后，我们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于芝加哥和联邦调解委员会草拟了一项协议，其中规定组织工会，成立厂工（录入者注：疑为“工厂”）委员会，说明工人的困难，出席工会年会等项权利；这个协议中同时规定增加工资百分之十，雇用工人时年资久的有优先权，不因“信仰、肤色或不同民族”而对工人有所歧视，公布招零工的日期，废除武断开革工人，废除强迫工人加入的福利团体，设立较完善的换衣室、午餐室和盥洗室等项要求。我们的其他六项主要要求，则提到联邦法官艾尔区勒尔（S. Altschuler）处了，将由他作仲裁决定。

　　一九一八年年初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屠宰业的仲裁法庭，是很有戏剧性的。阿莫尔（Amour），史威复特（Swift）、莫里斯（Morris）、古达希（Gudahy）和威尔逊（Wilson）这五个大屠宰商的代表，是迈尔（Meyer）律师和孔登（Condon）律师；工人方面的代表，是佛兰克·华西（Frank Walsh）和约翰·费茨派屈里克。在三个半星期中，我们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法庭上出现，其中有工人，有经济学家，还有劳工领袖（也包括冈伯斯），而在作证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屠宰业工人恶劣得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屠宰商所正在获取的难以想像的大量利润。阿莫尔自己承认他在一九一七年所得的战时利润，是四千万美元。屠宰业被这样地暴露出来，并且弄得这样狼狈，真的使得我分外高兴。我自己也曾经历过屠宰业工人的痛苦状况，一九一五年冬天，我在史威复特公司的造车工厂做工，由于工资低得可怜，我竟不能买一件大衣来抵御严寒。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艾尔区勒尔法官鉴于我们的运动的战斗性，并且知道假如判决的结果不能令我们满意，必然会爆发屠宰业全国罢工，他就工会的六项要求，批准了约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说，他的判决书中规定再将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基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照十小时付给工资；在规定的时间以外所做的工作，须付给额外报酬；从事同类工作的工人，不分男女，取得同样的报酬；保证在工作空闲的季节中每星期只须做五天工；在每班八小时的工作中，须有一定的吃午饭的时间，并照发这段时间的工资。由于判决书规定可以追溯既往，所以十二万零五千工人，追回了五大屠宰商欠他们的六百万元工资，每人平均得四十元。

　　屠宰业工人将这些条款视作伟大的胜利，而加以热烈的庆祝。全国各地的屠宰工人源源不断地加入了工会，并在每一个工厂中建立了坚实的组织。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进行扫荡，使其他的屠宰商就范。我们迫使几百个小屠宰商在艾尔区勒尔批准的规定上签了字，然后将组织工人的运动扩展到屠宰业的许多附属工厂去，包括零售肉厂，独立肥皂厂，肥皂粉工厂，制胶工厂，罐头食品工厂，人造奶油工厂，肥料工厂，箍桶工厂等等。此外，在许多地方性的工业中，例如在机械工厂和造车工厂中，也传到了我们的风气，组织起来了。

　　这个运动之后，在芝加哥随着发生了好几十次罢工。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和“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Union Stockyards and Trust Company）进行的。这个有权势的公司，为大屠宰商所有，每天由它买进、饲养和分配成万只运到芝加哥牲畜场的牲畜。它是芝加哥屠宰业的神经中枢。它的专制的老板是一个叫做李昂拿德（Leonard）的，由于他拒绝在艾尔区勒尔的判决书上签字，他的三千管理牲畜的工人，就在接到我们通知后一小时内罢工了。立刻，所有的牛、羊、猪的运输都停顿了。屠宰商们慌忙地打电报到西部去，通知停运牲畜。约翰斯顿、摩菲和我三人，被传到芝加哥热闹区域的司法部办公处去。办公处说我们破坏战争，以把我们下狱作威胁；但我们没有让步，并坚持要“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答应工会的条件。渐渐地，那些大屠宰场因牲畜的来源断绝，而陷于停顿了。眼看就有屠宰业总罢工的危险。但是几天以后，“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示弱了，并且签字接受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受压迫的屠宰业工人大为高兴。

　　到此为止，伟大的组织牲畜业工人的运动，已达到了主要的目标。整个产业，从头到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共有二十多万工人加入了十二个彼此联合的工会，其中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有生长在美国的，也有从外国移居来的，而在新的会员中，有两万五千人是黑人。许多职员也都加入了我们的组织，甚至连牲畜场的警察也成立了一个工会。终于，专制的屠宰商不得不与工人同席谈判问题，而他们在和我与约翰斯顿举行会谈时，特别感到不合胃口。

　　在屠宰业中取得的胜利，宣告了美国工人组织的新阶段的开始。这是工会所组织的第一个大生产和托辣斯化的工业。这一胜利的达到，是因为实行了战斗性的政策，并且至少是以变通的方式，应用了产业工会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加倍的重要性。当然，美国劳联的反动官僚集团，并没有从这一切中学到任何有建设性的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说来，这次斗争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一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和旧有工会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说明了我们利用战时局势将数百万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理论，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艾尔区勒尔法官作了判决之后不久，我离开了屠宰工业，去从事组织大钢铁工业的运动。但在谈到钢铁业的运动之前，我要说一说，屠宰业工人的优良组织，是怎样地终于被屠宰商在美国劳联的领袖们的有力帮助下破坏了。这在美国劳工史上，（录入者注：疑漏了“是”字）最可耻的一次出卖事件[7]。

　　早在一九一七年屠宰业斗争开始的时候，屠宰工会的冈伯斯派的负责人们，就在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破坏组织工人的运动了；屠宰工会的主席叫丹尼斯·蓝恩（Dennis Lane），是芝加哥某屠宰公司的股东。这些人的目的，是要破坏牲畜业联合工会的高度的团结及其战斗的领导集团。他们想要去掉其走向产业工会的倾向，而重建陈旧的、不为人所拥护的行业工会制度。因此他们力争取消各工会会员向牲畜业联合工会所缴纳的会费；要求每个工会要有自己的交涉委员，废除我们的集中制度，并坚持另行组织一个仅仅包括屠宰工会所属工会的联合会。正是这样一个致命的双重联合会制度，断送了一九零四年的罢工；我们在牲畜业中开始斗争时立誓不再实行的，也正是它。他们以自己的“组织干事”，充塞了芝加哥的各工会，而这些人则在屠宰商的所有的奸细和工贼的支持下，争取实现足以造成分裂的纲领。我们面对着这种破坏性的策略，只有继续我们的组织工作。

　　斗争是很激烈的。最后，丹尼斯·蓝恩那一群人，联合了声名狼藉的以西门·欧唐纳（Simon O’Donnel）为首的营造业恶棍们，决定采取动武的手段。为要侵入我们的组织，他们要求在他们那群恶棍中任命一个人为代表；我们没有答应，因此臭名远扬的暗杀者“大个子狄姆·摩菲”（Big Tim Murphy），公开地威胁我，说已经决定要将我“消灭掉”。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声称：假如有人要“蛮干”，我们会知道应当找什么人算账，以及怎样算法。蓝恩和欧唐纳的计划终于彻底的垮了，我们仍然掌握了一切。

　　我离开屠宰工业后的一年内，斗争变得更为激烈了。两个组织工作者被暗杀了；在牲畜业联合工会中继我为书记的杰克·约翰斯顿，有一次拿着手枪，胜利地打退了由蓝恩派来强迫接收我们总部的武装袭击者。

　　在芝加哥地区以外的旧有屠宰工会机构中，我们的力量向来是薄弱的；控制着这个机构的蓝恩，终于组成了一个芝加哥屠宰各业的联合工会，参加的工人只有两千。这时，他就将屠宰工会中加入了牲畜业联合工会的四万会员开除出会。芝加哥劳联就这一野蛮行动提出抗议，但冈伯斯却警告联盟，叫它不要管这件事。这时，美国劳联在屠宰业中的其他工会负责人，便开始帮助蓝恩一同分裂屠宰业工人，破坏曾是运动成功关键的全产业工人的团结。分裂的结果，造成了屠宰各业联合工会（Packing Trades Council）、机器制造业联合工会（Mechanical Trades Council），和牲畜业联合工会鼎足而三的形势。此外还有些不属于这些联合工会的工会，以及大批没有组织的工人，他们都因美国劳联的出卖而垂头丧气。在别的屠宰业中心，敌人也使用了类似的破坏策略。

　　我们在一九一八年的伟大胜利之后，上述的情况继续了两年半之久。截至一九二零年秋天，一度曾是坚固的组织，则大为减弱了。于是屠宰商配合着战后以“开门制度”为手段的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攻势，成立了公司工会，削减了工资，并和工会断绝了关系。对于这些进攻，工人们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五日以屠宰业全国罢工来回答。但是，尽管他们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他们是失败了，他们的组织成了美国劳联反动政策的牺牲品，并且几乎全部被破坏了。假如今天的格林（Green）和赫契逊（Hutcheson）之辈想知道各基本产业中的工人之所以反对行业工会和要求成立产业组织的理由之一，就让他们注意一下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屠宰业工人运动的悲剧吧。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一八年的事件上去吧。由于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主要的任务，是将成百万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而且无论如何要利用战时对于工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将屠宰业中的伟大胜利作为新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起点。我并没有长久在屠宰业工会中担任职务的打算。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钢铁业中去尝试一下。工会既然征服了第一个托拉斯化的产业部门，即屠宰业，我相信，只要他们再鼓舞一下自己，这么在最大的托拉斯化工业中，即钢铁工业中，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因此，在艾尔区勒尔法官宣布他的仲裁决定之前，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我就为芝加哥劳联草拟了一个决议，要求美国劳联依照曾在屠宰业中证明非常成功的总路线，在钢铁业中发动一个进行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我延迟了两个星期才将这个决议提交芝加哥劳联，这理由是颇为奇特的。原来在仲裁期间，屠宰商方面的律师孔登曾经戏剧式声言过：假如艾尔区勒尔向我们的要求让步，便会在一般产业工人中造成大乱，成百万工人便会成群结队地向老板们提出类似的要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藏着建议开展钢铁业中的斗争的那一决定了。这样，由于我恐怕这时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可能让艾尔区勒尔觉得孔登的预言已被证实，从而使他的决定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不得不等到法官判决以后，才把它提出。

　　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七日，亦即艾尔区勒尔判决后的一星期，我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签字的有火车造车工会[8]及其他约十二个金属业工会。决议中号召美国劳联中凡对钢铁工人有管辖权的工会开展全国性的联合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一个广泛的产业工人运动；它所包括的工人，从煤矿和铁矿工人和湖上运输工人，钢铁业中的所有其他种工人，直到钢铁业配制部门中做最后几步工作的人和那些将最后的成品运到主要铁路线上去的人。这样一个联合性的运动，正如屠宰业中的运动一样，是在一定的产业形式下所应采取的最实际的路线。芝加哥劳联一致通过决议之后，伟大的钢铁业斗争便开始了。

福斯特

[1] 当时屠宰业和其他的产业部门中，只有占少数的技术工人有自己的行业工会；占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是没有组织的——译者。

[2] 我十年的铁路工人生活于此结束。我曾在全国各地的铁路上做过工，其中包括“南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海滨空运”（Seaboard Airline）、“芝加哥和西北”（Chicago and Northwestern）、“芝加哥铁路和航空”（Chicago Railroad and Navigation）、“菲列得尔菲亚和雷丁”（Philadelphia and Reading）、“斯波坎、波特兰和西雅图”（Spokane Portland, and Seatle）和“苏线”（Sooline）等公司所属各铁路线；做过的工作，包括火夫、制动手、修车工人、空气制动机手、车辆检查员、押运工人、筑路运料工人、工厂小工和工地伙夫等。

[3] 关于美国劳联领导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中的政策的讨论，见本章下节和第六章。

[4] 那时到处都有奸细。例如在我们的三个波兰和立陶宛籍的组织工作者中，有两个人终于自己承认是暗藏的奸细。

[5] 所谓“开门制度”，是指厂方可以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但实际上是排斥工会会员的。同时，如果资方能维持工厂的“开门”，有些工人就会觉得不一定要加入工会，因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译者。

[6] 美国的大部分工会，在加拿大也有支部，故称“国际工会”——译者。

[7] 见《劳工骗子》（Misleaders of Labor），一九二七年版。

[8] 火车造车工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这一运动的：在麦基斯（Mckees）、洛克斯（Rocks）、普尔曼（Pullman）和约翰登等地的大钢铁工厂里，在其他钢铁工厂里，有成十万的钢车制造工人。我也是这个行业工会的会员之一。

福斯特

二 屠宰业中的斗争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一九一七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的“苏”铁路线（Soo Line）当车辆检查员。在这以前，我曾担任过火车造车工会的交涉委员；一年任期满后，该会所属的十三个地方工会一致提出要我连任，我拒绝了，却回到铁路上去做工。我在做巡查货车工作的时候，对于怎样去发动组织工作的问题颇感困难。老实说，我简直想不出办法来。我们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垮了；我自己每星期要做七天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结果我虽是芝加哥劳动联盟的代表之一，却连参加劳联会议的时间也没有。但是到了同年的七月十一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当我去上工的时候，在路上忽然想到，或者可以展开一个组织芝加哥各大屠宰场工人的运动吧；这些工人，是许多年来完全被美国劳动联盟所愚蠢地忽略了的。屠宰业的工人中，除去联畜工人以外，简直完全没有组织起来。[1]他们的境况万分痛苦；同时资方正需要大量的工人，因此便为组织工人的斗争造成一个极好的机会。此外，也许还可以设法使进步的芝加哥劳联支持这一运动。打定主意以后，我就干起来了。造车工会芝加哥区联合会，原是由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所领导的。当晚我就向该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所建造的冷藏货车是屠宰工业的基础，我们这一行在整个屠宰业中的地位是颇为显著的，区分会马上便批准了我的建议。七月十三日，我以区分会代表之一的资格，去参加屠宰工会（Butcher Workmen）第八十七地方工会的会议，屠宰工会其实已经破产了，第八十七地方工会也已经陷于半死状态。但在他们勉强地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双方即于十五日向芝加哥劳联建议由双方共同展开一个组织当地屠宰业中所有各行工人的运动。劳联的负责人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建议；于是，计划产生后不过四天，组织大屠宰业托拉斯工人的运动便开始了。一开始，约瑟夫·曼莱、杰克·约翰斯顿及其他工会左翼份子，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七月二十三日，我们成立了牲畜业联合工会（Stockyards Labor Council），参加的有十二个地方工会，联合工会所管辖的屠宰业工人中，包括屠宰工人、造车工人、机器工人、电器工人、箍桶工人、木工、职员、汽管装配工人、司机及火夫等。我被选为书记；一个名叫马丁·摩菲（Martin Murphy）的普通屠宰工人被选为主席。我们的工作计划是要建立一个联盟式的组织。我们拒绝采用左翼的传统政策，即发动一个新的“统一的大产业工会”，因为像这样一个双重性的工会，将会分散我们自己的力量，一上来就会断送了我们的运动。我们所决定的走向产业工会运动的路线，是建立产业联合组织，将构成这个组织的各行业工会，紧紧地连锁在同一个工会联合会、同一个执行局、和同一批交涉委员之下，借此在整个产业中建立巩固的战线。鉴于一九零四年的大罢工，曾因工人内部不团结和属于两个彼此争执的联合工会的各行业工会间的破坏而遭全面失败，工人们立刻接受这一建立产业组织的计划。我们将产业工会主义的精神，灌注于整个运动之中。

　　在牲畜业联合工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将运动的基础主要建立在非技术工人群众之中；也就是建立在占工人中大多数的、出生于外国的工人和黑种工人之上。黑种工人在芝加哥的六万屠宰业工人占一万二千人，因此是一个十分辣手的问题。虽然屠宰业中的主要工会，即屠宰工会，允许他们参加，但在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许多熟练工人的工会仍旧不让他们进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一件事，便是由于美国劳联的种族歧视政策，使得黑种人的中产阶级份子对我们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在我们着手组织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办法，是使黑种工人参加群众性的各大屠宰工会，以为这样便解决了问题。但黑种人的领袖们立即喊起来，说我们将黑种人放到白种人的工会里去了；他们在工会中只是孤立无援的少数人。因此他们要求另外组织黑种人工会。在我们天真地同意了这一要求之后，差不多只隔了一晚上，指我们为“歧视黑人”的喊声，就在芝加哥最热闹的街上传遍了，结果非常之糟。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采取所谓“街邻政策”，即在黑人区和白人区同时建立群众性的工会，两者都允许白人和黑人加入。这样，我们便结束了是否歧视黑人的争论，并迫使黑种人的中产阶级里的腐化份子，亦即那些屠宰商的代言人，公开出来一般地反对我们组织工人的运动，并主张破坏工会。他们这样的主张，却是很容易被我们打败的，因为后来的结果说明：我们终于争取了大多数的黑种工人，而我们所组织于工会中的黑种工人，其数目之大，是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从来没有过的。

　　但我还是回到上文所说的故事去吧。为要进行这个运动，我们到哪里去找钱和组织工作者呢？美国劳联连一个铜板也不肯给我们，要（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它在芝加哥的组织委员福劳德（Flood）是个既无耻又傲慢的人。屠宰工会这时已是气息奄奄，它的极端反动的负责人，将我们看作暴发的人物，并且是和他们争领导的危险份子，当然对我们是敌视的。筹备工作是由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以及从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做的。芝加哥劳联对我们是友善的，可是最初给我们的经济上的援助，只限于第一次群众大会的费用。但是，经由芝加哥劳联和火车造车工会区联合会的推荐，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总主席雷安（Ryan）非常勉强地任我为组织干事，任期九十天[2]。在我们的工作开展运动显得有希望的时候，芝加哥劳联又任杰克·约翰斯顿为支薪金的组织干事。后来，伊里诺斯州劳动联盟又给我们派了两个黑人来当组织干事；一面我们又间或拉屠宰工会和其他行业工会的交涉委员来帮忙。除此以外，都由我们自己在运动中设法解决经济问题和培养出组织工作者。

　　芝加哥劳联主席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一开始便同情我们的运动，但他对运动的前途却是怀疑的；这原因，便是他染上了普遍于工会份子中的悲观看法，认为屠宰业工人是组织不起来的。但在我们的运动开始收效时，他便积极起来了，最后在这一运动中当了全国主席。在和美国劳动联盟的反动领袖破坏我们的战略所作的斗争中，在和屠宰商及政府进行谈判中，他都做了特别有价值的工作。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我们精神勃勃地开始了组织起来的运动，并将我们的努力，集中于牛肉大托拉斯商人在芝加哥的五个大屠宰场。到我们集会上来听讲的工人很多；但是，由于美国劳联多年来的出卖行为和无能，使他们不敢轻易相信我们，所以加入我们工会的人却很少。在六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中，只有五百个人加入工会为会员。费茨派屈里克说，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自从十三年前那次罢工失败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进展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庞大的屠宰业决不可能用这种一个人一个人去组织的办法。我们无论如何要发动工人集体地加入工会才行。

　　我们这一小小的、具有战斗性的领导集团，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工人组织起来；为此目的，我们准备采取断然行动。我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战斗性的罢工政策，这和冈伯斯（Gomperss）的“不罢工”的战时政策，是丝毫没有共同之点的。我们确信，工人们对罢工是有心理准备的；假如他们看出来采取罢工行动是有希望的，而这一行动又将是有利于我们所宣传的八小时工作制及组织工会的权利等项要求的，便会对我们的努力有所反响[3]。因此我便向我们的小规模的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依靠我们现有的五百个会员，只要有很好的准备，再加上别的产业积极份子的有组织的支援，就可以发动六万广大工人的罢工。

　　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办法，但我至今还认为，假如当时我们实行了这一办法，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组织工作人员们同意了我的建议，但是我们幸好在准备的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把握的办法，通过罢工运动，使群众行动起来。在芝加哥的运动以及一般有利形势影响之下，西部几个屠宰业的中心开始出现了地方性的组织和罢工。因此我建议采取这样的策略，即召集屠宰业工人代表的全国会议，以便准备向屠宰商提出一些要求。屠宰工会的领袖们是美国劳联的典型反动份子；他们感觉到罢工可能发生，因此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当然，他们对于我们的整个战斗性的路线也是反对的。但是，由于他们恐怕会被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抛在一边，又终于勉强地同意了。我们就在他们的抗议声中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向报界公布了，并且扬言：举行会议这一行动，很可能会发展到屠宰业全国大罢工的高潮。

　　第二天，正如我所预料的一般，芝加哥各报登载了刺激性的大标题：《屠宰业罢工在即》。别的屠宰业中心城市也要同样罢工，整个屠宰业由于将要爆发的罢工而在沸腾着。

　　这对于怀着不满的工人群众，产生了有如电一般的效果。终于，他们见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行动，看到了向他们的剥削者反击的机会。而在大批地加入芝加哥各工会时，他们几乎“挤破了大门”。孱弱的屠宰场组织，如狂地发展起来了。例如衰老的芝加哥屠宰工会（即第八十七工会），在报界公布了将要举行罢工的消息以后的第一次集会上，就接收了一千四百名新会员。同样，在西部较大的屠宰业中心城市里，运动的发展如同月桂树的滋长一般迅速；这里包括苏市（Sioux City）、圣路易（St. Louis）、卫史堡（Fort Werth）、俄马哈（Omaha）（录入者注：现通译奥马哈）、堪萨斯市（Kansas City）、圣约瑟（St. Joseph）、圣保罗（St. Paul）、俄克拉荷马市（Oklahoma City）和但维尔（Denver）（录入者注：现通译丹佛）等。成万工人，源源不绝地加入了美国劳联所属的各地工会。我们的策略的胜利，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尽管组织全国庞大的屠宰工业工人的工作，一向被做工会工作的人们认为是一件决不能办到的事情，但我们却占了上风。同时，我们把十二个彼此友善的屠宰业工会，合组成了一个全国性、但联系不很紧密的委员会，由费茨派屈里克任主席，由我任书记。

　　但是，屠宰商也不曾闲着。最初，他们除去派遣大批奸细打进我们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敌对举动[4]。显然他们将我们的运动和过去美国劳联的许多次“斗争”一律看待，认为它也会自己垮台的。但是，当他们认识到我们真有了进展时，却又大为惊异，以实行“开门制度”[5]的工厂的惯技，亦即以开除工会积极份子为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一开除工人的进攻行动，到处都在发生，而于“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Libby, McNeil and Libby）（史威复特公司[Swift]的附属公司）开除了其在芝加哥工厂中的五十个工人时，达到了顶点。

　　我们的战斗的组织工作者的政策，是以举行屠宰工人的全国罢工为目标的。我们估计，只有通过这样一次罢工，屠宰工人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和建立他们工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似漏了“的”字）。同时我们坚信：由于对食品的急切需要，无论屠宰商或政府，都受不了一次战时的屠宰业大罢工。因此，屠宰商对我们的挑战，正好使我们能运用自己的策略；我们为了回答“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的挑战，迅速地举行一次投票，征求关于全国罢工的意见，结果几乎百分之百赞成罢工。于是我们便急忙开始准备罢工；但是，正在这个关头，美国劳联中负全国责任的人出来过问了，由此将运动引到由政府进行调解的路上，亦即被出卖的路上去。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我们当能记得，威尔逊政府为了将频繁的罢工运动引入他途，并防止工会发展到实行“开门制度”的产业部门中去，采取了在战争期间由政府出面和工人订立协定的政策。政府的联邦调解委员会（Federal Mediation Commission），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解决工潮。当然，美国劳联的领导阶层，和这一反对工会的政策，是完全协调的。

　　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和其他的屠宰业积极份子，是反对这种政府的干涉的。费茨派屈里克也反对政府插足其间，但是对罢工却没有信心；我和约翰斯顿的整个策略，却正是要以罢工的需要为基础，通过直接的压力，强迫屠宰商和工会签订协议。

　　但是美国劳联却漠视我们，将政府拉了进来。我们照常例将关于罢工的投票结果，正式通知了劳联，但劳联却未经通知我们，便将这件事交给政府去处理。我们立刻遭到了联邦调解委员会的代表们的侵袭。此后，当我向冈伯斯提出抗议，说他拉出政府来和我们作对时，他却替自己软弱无力地辩解说，我们的电报到时，他不在办公室里，他的秘书勒加德小姐，就将电报送到劳工部去请求调解了，而她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段解释，明白地显示出美国劳联的“战时不罢工”的政策。

　　劳联的这一行动，破坏了我们整个的罢工策略。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否不理政府派来的调解人，迳自举行罢工？但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劳联的领导人将坚决反对，参加我们的联合性运动中的十二个联盟工会的中央负责人，也是一样。我们的牲畜业联合工会自始至终的最大缺点，是它虽然在这一全国性的运动中，起了全部的推动作用和战斗性的领导作用，但是仍然让有关的国际工会[6]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反动的劳联负责人手中；更糟的是，我们不曾有一群有组织的积极份子，去联系其他屠宰业中心城市中的工人群众。

　　一年半以后，在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斗争中，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形。那时我们的委员会正遇到由威尔逊总统、冈伯斯和二十四个钢铁业工会的大多数负责人所提出的要求，即我们应该抛开我们的正在发展中的罢工运动，而相信政府的诡计。本来，以我们的坚强组织，可以不理睬这种叛卖性的要求，而进行伟大的全国罢工。但是在屠宰业的情况下，由于工会新成立，而且我们还不能控制全国，这样做法是很愚蠢的。于是，我们在优势的力量面前让步了，我们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进入了由政府调解的阶段，但不论我们敌人，即屠宰商、政府和美国劳联的最高领导阶层怎样，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的运动日益增长着的力量和战斗性，把我们的运动引向胜利的途径上去。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在周旋了很久以后，我们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于芝加哥和联邦调解委员会草拟了一项协议，其中规定组织工会，成立厂工（录入者注：疑为“工厂”）委员会，说明工人的困难，出席工会年会等项权利；这个协议中同时规定增加工资百分之十，雇用工人时年资久的有优先权，不因“信仰、肤色或不同民族”而对工人有所歧视，公布招零工的日期，废除武断开革工人，废除强迫工人加入的福利团体，设立较完善的换衣室、午餐室和盥洗室等项要求。我们的其他六项主要要求，则提到联邦法官艾尔区勒尔（S. Altschuler）处了，将由他作仲裁决定。

　　一九一八年年初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屠宰业的仲裁法庭，是很有戏剧性的。阿莫尔（Amour），史威复特（Swift）、莫里斯（Morris）、古达希（Gudahy）和威尔逊（Wilson）这五个大屠宰商的代表，是迈尔（Meyer）律师和孔登（Condon）律师；工人方面的代表，是佛兰克·华西（Frank Walsh）和约翰·费茨派屈里克。在三个半星期中，我们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法庭上出现，其中有工人，有经济学家，还有劳工领袖（也包括冈伯斯），而在作证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屠宰业工人恶劣得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屠宰商所正在获取的难以想像的大量利润。阿莫尔自己承认他在一九一七年所得的战时利润，是四千万美元。屠宰业被这样地暴露出来，并且弄得这样狼狈，真的使得我分外高兴。我自己也曾经历过屠宰业工人的痛苦状况，一九一五年冬天，我在史威复特公司的造车工厂做工，由于工资低得可怜，我竟不能买一件大衣来抵御严寒。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艾尔区勒尔法官鉴于我们的运动的战斗性，并且知道假如判决的结果不能令我们满意，必然会爆发屠宰业全国罢工，他就工会的六项要求，批准了约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说，他的判决书中规定再将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基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照十小时付给工资；在规定的时间以外所做的工作，须付给额外报酬；从事同类工作的工人，不分男女，取得同样的报酬；保证在工作空闲的季节中每星期只须做五天工；在每班八小时的工作中，须有一定的吃午饭的时间，并照发这段时间的工资。由于判决书规定可以追溯既往，所以十二万零五千工人，追回了五大屠宰商欠他们的六百万元工资，每人平均得四十元。

　　屠宰业工人将这些条款视作伟大的胜利，而加以热烈的庆祝。全国各地的屠宰工人源源不断地加入了工会，并在每一个工厂中建立了坚实的组织。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进行扫荡，使其他的屠宰商就范。我们迫使几百个小屠宰商在艾尔区勒尔批准的规定上签了字，然后将组织工人的运动扩展到屠宰业的许多附属工厂去，包括零售肉厂，独立肥皂厂，肥皂粉工厂，制胶工厂，罐头食品工厂，人造奶油工厂，肥料工厂，箍桶工厂等等。此外，在许多地方性的工业中，例如在机械工厂和造车工厂中，也传到了我们的风气，组织起来了。

　　这个运动之后，在芝加哥随着发生了好几十次罢工。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和“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Union Stockyards and Trust Company）进行的。这个有权势的公司，为大屠宰商所有，每天由它买进、饲养和分配成万只运到芝加哥牲畜场的牲畜。它是芝加哥屠宰业的神经中枢。它的专制的老板是一个叫做李昂拿德（Leonard）的，由于他拒绝在艾尔区勒尔的判决书上签字，他的三千管理牲畜的工人，就在接到我们通知后一小时内罢工了。立刻，所有的牛、羊、猪的运输都停顿了。屠宰商们慌忙地打电报到西部去，通知停运牲畜。约翰斯顿、摩菲和我三人，被传到芝加哥热闹区域的司法部办公处去。办公处说我们破坏战争，以把我们下狱作威胁；但我们没有让步，并坚持要“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答应工会的条件。渐渐地，那些大屠宰场因牲畜的来源断绝，而陷于停顿了。眼看就有屠宰业总罢工的危险。但是几天以后，“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示弱了，并且签字接受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受压迫的屠宰业工人大为高兴。

　　到此为止，伟大的组织牲畜业工人的运动，已达到了主要的目标。整个产业，从头到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共有二十多万工人加入了十二个彼此联合的工会，其中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有生长在美国的，也有从外国移居来的，而在新的会员中，有两万五千人是黑人。许多职员也都加入了我们的组织，甚至连牲畜场的警察也成立了一个工会。终于，专制的屠宰商不得不与工人同席谈判问题，而他们在和我与约翰斯顿举行会谈时，特别感到不合胃口。

　　在屠宰业中取得的胜利，宣告了美国工人组织的新阶段的开始。这是工会所组织的第一个大生产和托辣斯化的工业。这一胜利的达到，是因为实行了战斗性的政策，并且至少是以变通的方式，应用了产业工会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加倍的重要性。当然，美国劳联的反动官僚集团，并没有从这一切中学到任何有建设性的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说来，这次斗争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一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和旧有工会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说明了我们利用战时局势将数百万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理论，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艾尔区勒尔法官作了判决之后不久，我离开了屠宰工业，去从事组织大钢铁工业的运动。但在谈到钢铁业的运动之前，我要说一说，屠宰业工人的优良组织，是怎样地终于被屠宰商在美国劳联的领袖们的有力帮助下破坏了。这在美国劳工史上，（录入者注：疑漏了“是”字）最可耻的一次出卖事件[7]。

　　早在一九一七年屠宰业斗争开始的时候，屠宰工会的冈伯斯派的负责人们，就在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破坏组织工人的运动了；屠宰工会的主席叫丹尼斯·蓝恩（Dennis Lane），是芝加哥某屠宰公司的股东。这些人的目的，是要破坏牲畜业联合工会的高度的团结及其战斗的领导集团。他们想要去掉其走向产业工会的倾向，而重建陈旧的、不为人所拥护的行业工会制度。因此他们力争取消各工会会员向牲畜业联合工会所缴纳的会费；要求每个工会要有自己的交涉委员，废除我们的集中制度，并坚持另行组织一个仅仅包括屠宰工会所属工会的联合会。正是这样一个致命的双重联合会制度，断送了一九零四年的罢工；我们在牲畜业中开始斗争时立誓不再实行的，也正是它。他们以自己的“组织干事”，充塞了芝加哥的各工会，而这些人则在屠宰商的所有的奸细和工贼的支持下，争取实现足以造成分裂的纲领。我们面对着这种破坏性的策略，只有继续我们的组织工作。

　　斗争是很激烈的。最后，丹尼斯·蓝恩那一群人，联合了声名狼藉的以西门·欧唐纳（Simon O’Donnel）为首的营造业恶棍们，决定采取动武的手段。为要侵入我们的组织，他们要求在他们那群恶棍中任命一个人为代表；我们没有答应，因此臭名远扬的暗杀者“大个子狄姆·摩菲”（Big Tim Murphy），公开地威胁我，说已经决定要将我“消灭掉”。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声称：假如有人要“蛮干”，我们会知道应当找什么人算账，以及怎样算法。蓝恩和欧唐纳的计划终于彻底的垮了，我们仍然掌握了一切。

　　我离开屠宰工业后的一年内，斗争变得更为激烈了。两个组织工作者被暗杀了；在牲畜业联合工会中继我为书记的杰克·约翰斯顿，有一次拿着手枪，胜利地打退了由蓝恩派来强迫接收我们总部的武装袭击者。

　　在芝加哥地区以外的旧有屠宰工会机构中，我们的力量向来是薄弱的；控制着这个机构的蓝恩，终于组成了一个芝加哥屠宰各业的联合工会，参加的工人只有两千。这时，他就将屠宰工会中加入了牲畜业联合工会的四万会员开除出会。芝加哥劳联就这一野蛮行动提出抗议，但冈伯斯却警告联盟，叫它不要管这件事。这时，美国劳联在屠宰业中的其他工会负责人，便开始帮助蓝恩一同分裂屠宰业工人，破坏曾是运动成功关键的全产业工人的团结。分裂的结果，造成了屠宰各业联合工会（Packing Trades Council）、机器制造业联合工会（Mechanical Trades Council），和牲畜业联合工会鼎足而三的形势。此外还有些不属于这些联合工会的工会，以及大批没有组织的工人，他们都因美国劳联的出卖而垂头丧气。在别的屠宰业中心，敌人也使用了类似的破坏策略。

　　我们在一九一八年的伟大胜利之后，上述的情况继续了两年半之久。截至一九二零年秋天，一度曾是坚固的组织，则大为减弱了。于是屠宰商配合着战后以“开门制度”为手段的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攻势，成立了公司工会，削减了工资，并和工会断绝了关系。对于这些进攻，工人们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五日以屠宰业全国罢工来回答。但是，尽管他们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他们是失败了，他们的组织成了美国劳联反动政策的牺牲品，并且几乎全部被破坏了。假如今天的格林（Green）和赫契逊（Hutcheson）之辈想知道各基本产业中的工人之所以反对行业工会和要求成立产业组织的理由之一，就让他们注意一下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屠宰业工人运动的悲剧吧。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一八年的事件上去吧。由于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主要的任务，是将成百万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而且无论如何要利用战时对于工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将屠宰业中的伟大胜利作为新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起点。我并没有长久在屠宰业工会中担任职务的打算。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钢铁业中去尝试一下。工会既然征服了第一个托拉斯化的产业部门，即屠宰业，我相信，只要他们再鼓舞一下自己，这么在最大的托拉斯化工业中，即钢铁工业中，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因此，在艾尔区勒尔法官宣布他的仲裁决定之前，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我就为芝加哥劳联草拟了一个决议，要求美国劳联依照曾在屠宰业中证明非常成功的总路线，在钢铁业中发动一个进行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我延迟了两个星期才将这个决议提交芝加哥劳联，这理由是颇为奇特的。原来在仲裁期间，屠宰商方面的律师孔登曾经戏剧式声言过：假如艾尔区勒尔向我们的要求让步，便会在一般产业工人中造成大乱，成百万工人便会成群结队地向老板们提出类似的要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藏着建议开展钢铁业中的斗争的那一决定了。这样，由于我恐怕这时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可能让艾尔区勒尔觉得孔登的预言已被证实，从而使他的决定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不得不等到法官判决以后，才把它提出。

　　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七日，亦即艾尔区勒尔判决后的一星期，我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签字的有火车造车工会[8]及其他约十二个金属业工会。决议中号召美国劳联中凡对钢铁工人有管辖权的工会开展全国性的联合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一个广泛的产业工人运动；它所包括的工人，从煤矿和铁矿工人和湖上运输工人，钢铁业中的所有其他种工人，直到钢铁业配制部门中做最后几步工作的人和那些将最后的成品运到主要铁路线上去的人。这样一个联合性的运动，正如屠宰业中的运动一样，是在一定的产业形式下所应采取的最实际的路线。芝加哥劳联一致通过决议之后，伟大的钢铁业斗争便开始了。

福斯特

[1] 当时屠宰业和其他的产业部门中，只有占少数的技术工人有自己的行业工会；占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是没有组织的——译者。

[2] 我十年的铁路工人生活于此结束。我曾在全国各地的铁路上做过工，其中包括“南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海滨空运”（Seaboard Airline）、“芝加哥和西北”（Chicago and Northwestern）、“芝加哥铁路和航空”（Chicago Railroad and Navigation）、“菲列得尔菲亚和雷丁”（Philadelphia and Reading）、“斯波坎、波特兰和西雅图”（Spokane Portland, and Seatle）和“苏线”（Sooline）等公司所属各铁路线；做过的工作，包括火夫、制动手、修车工人、空气制动机手、车辆检查员、押运工人、筑路运料工人、工厂小工和工地伙夫等。

[3] 关于美国劳联领导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中的政策的讨论，见本章下节和第六章。

[4] 那时到处都有奸细。例如在我们的三个波兰和立陶宛籍的组织工作者中，有两个人终于自己承认是暗藏的奸细。

[5] 所谓“开门制度”，是指厂方可以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但实际上是排斥工会会员的。同时，如果资方能维持工厂的“开门”，有些工人就会觉得不一定要加入工会，因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译者。

[6] 美国的大部分工会，在加拿大也有支部，故称“国际工会”——译者。

[7] 见《劳工骗子》（Misleaders of Labor），一九二七年版。

[8] 火车造车工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这一运动的：在麦基斯（Mckees）、洛克斯（Rocks）、普尔曼（Pullman）和约翰登等地的大钢铁工厂里，在其他钢铁工厂里，有成十万的钢车制造工人。我也是这个行业工会的会员之一。

福斯特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一八年的事件上去吧。由于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主要的任务，是将成百万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而且无论如何要利用战时对于工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将屠宰业中的伟大胜利作为新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起点。我并没有长久在屠宰业工会中担任职务的打算。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钢铁业中去尝试一下。工会既然征服了第一个托拉斯化的产业部门，即屠宰业，我相信，只要他们再鼓舞一下自己，这么在最大的托拉斯化工业中，即钢铁工业中，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因此，在艾尔区勒尔法官宣布他的仲裁决定之前，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我就为芝加哥劳联草拟了一个决议，要求美国劳联依照曾在屠宰业中证明非常成功的总路线，在钢铁业中发动一个进行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我延迟了两个星期才将这个决议提交芝加哥劳联，这理由是颇为奇特的。原来在仲裁期间，屠宰商方面的律师孔登曾经戏剧式声言过：假如艾尔区勒尔向我们的要求让步，便会在一般产业工人中造成大乱，成百万工人便会成群结队地向老板们提出类似的要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藏着建议开展钢铁业中的斗争的那一决定了。这样，由于我恐怕这时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可能让艾尔区勒尔觉得孔登的预言已被证实，从而使他的决定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不得不等到法官判决以后，才把它提出。

　　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七日，亦即艾尔区勒尔判决后的一星期，我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签字的有火车造车工会[8]及其他约十二个金属业工会。决议中号召美国劳联中凡对钢铁工人有管辖权的工会开展全国性的联合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一个广泛的产业工人运动；它所包括的工人，从煤矿和铁矿工人和湖上运输工人，钢铁业中的所有其他种工人，直到钢铁业配制部门中做最后几步工作的人和那些将最后的成品运到主要铁路线上去的人。这样一个联合性的运动，正如屠宰业中的运动一样，是在一定的产业形式下所应采取的最实际的路线。芝加哥劳联一致通过决议之后，伟大的钢铁业斗争便开始了。

一九三六年



[1] 当时屠宰业和其他的产业部门中，只有占少数的技术工人有自己的行业工会；占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是没有组织的——译者。

[2] 我十年的铁路工人生活于此结束。我曾在全国各地的铁路上做过工，其中包括“南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海滨空运”（Seaboard Airline）、“芝加哥和西北”（Chicago and Northwestern）、“芝加哥铁路和航空”（Chicago Railroad and Navigation）、“菲列得尔菲亚和雷丁”（Philadelphia and Reading）、“斯波坎、波特兰和西雅图”（Spokane Portland, and Seatle）和“苏线”（Sooline）等公司所属各铁路线；做过的工作，包括火夫、制动手、修车工人、空气制动机手、车辆检查员、押运工人、筑路运料工人、工厂小工和工地伙夫等。

[3] 关于美国劳联领导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中的政策的讨论，见本章下节和第六章。

[4] 那时到处都有奸细。例如在我们的三个波兰和立陶宛籍的组织工作者中，有两个人终于自己承认是暗藏的奸细。

[5] 所谓“开门制度”，是指厂方可以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但实际上是排斥工会会员的。同时，如果资方能维持工厂的“开门”，有些工人就会觉得不一定要加入工会，因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译者。

[6] 美国的大部分工会，在加拿大也有支部，故称“国际工会”——译者。

[7] 见《劳工骗子》（Misleaders of Labor），一九二七年版。

[8] 火车造车工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这一运动的：在麦基斯（Mckees）、洛克斯（Rocks）、普尔曼（Pullman）和约翰登等地的大钢铁工厂里，在其他钢铁工厂里，有成十万的钢车制造工人。我也是这个行业工会的会员之一。

福斯特

三 伟大的钢铁罢工

·芝加哥会议
·组织工人的运动
·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
·能够避免失败吗？
·钢铁罢工中的策略
　

　　美国劳联的领袖，抱着所谓“社会和平”（即社会阶级间的休战——译者）的战时政策，对于各主要产业部门中早已成熟了的工人群众，毫未进行组织工作。的确，他们反而还在阻碍这项工作。关于这一点的充足例证，便是竟要以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工人，去担负发动屠宰业斗争的任务。而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始终遭到劳联的反对。对于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作，劳联领袖们的态度更为冷淡。作为工会低级干部的我，这回又得要去推动极关重要的工作，而克服劳联的破坏作用，又在组织工人的工作中成了主要的问题。劳联对于组织屠宰业和钢铁业工人所取的反动的态度，和它在一切产业部门中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工会在战争期间的发展，大部是自发性的，是群众中的积极份子自己争取得来的。

　　芝加哥的决议刚刚通过[1]，劳联就开始破坏钢铁业中的斗争了。我们在决议中要求劳联出来领导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作；但是，冈伯斯却将芝加哥劳联的这个决议，提交即将召开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Steel and Tin Workers）的年会去讨论；他打算这样用个手段，随手把这件事情打消。其实，与其这样，他倒还不如代表这个为公司所控制的工会的负责人，将决议直接交给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不用说，联合工会的年会完全逃避讨论这问题。但是我并不是这样容易被他们一脚踢开，因此我再度向芝加哥劳联提出组织钢铁工人的建议。芝加哥劳联又一次通过这样一个决议之后，我就被派为出席一九一八年六月在圣·保罗举行的美国劳联年会的代表，我的任务是要促使年会对此采取行动。

　　年会上表现出美国劳联所采取的典型“组织”的方法。冈伯斯让我们的建议通过了，并且不加一点修改，也不加任何反对；这原因便是：对一般群众说来，这样一个决议，看起来总是很漂亮的。如果他不喜欢某些决议，他并不一定要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而可以用别的更巧妙的法子达到取消的目的。由我提出通过的决议案中，主张在年会期间召开钢铁业代表会议，以便发动组织该业工人的工作。因此当我等了几天而不见会议召开时，大为惊异；我去问年会秘书莫理逊（Morrison），他说：“大约六星期以内召开。”我的组织计划中，时间是第一要素，拖延是非常不利的。要使计划成功，就必须利用战时情况；然而战争是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的。我向莫理逊提出抗议说：决议中明白规定在年会召开期间举行钢铁业会议，拖延下去将非常不利，并且是违反决议的。

　　一天或两天后的样子，事先未曾通知，我就在中午休会之前，突然听见有人在咕噜咕噜地报告道：关于钢铁的会议，将在午饭时间内举行。请想想：一个计划怎样去组织全国五十万钢铁业工人的会议，竟挤到代表们在下午开会前赶着出去吃午饭的时间举行。这无疑是一个有心要扼杀运动的企图。虽然我曾领教过美国劳动联盟的那些官僚们，但这一举动却令我大为惊异。我知道组织钢铁业工人的斗争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了。

　　在年会会场的一角，亦即指定召开钢铁会议的地方，一群代表在出去吃饭之前，停下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冈伯斯和莫理逊都不在，也没有人在那里照料。我匆忙地宣布“开会”之后，组织干事汤姆·福林（Tom Flynn）就坐在桌子上去开始讲演组织的必要。我知道由于时间的短促，这样搞是很不利的；因此我打断了福林的话，建议只将到会者的名字记下，准备在第二天晚上开会，届时并邀请冈伯斯出席。午饭时间内召开的钢铁会议，就这样停止了。

　　现在的问题是去请冈伯斯来出席我们的会议。当天下午，我将午饭时的情形告诉了他。这位大官僚以感觉无聊的态度听我说话；当他听说要请他出席时，竟勃然大怒，干脆拒绝了。显然，这一不愿被人扼杀的钢铁业运动，早已弄得他颇为头痛了。这时，我将袖内的王牌请出来了。我将午饭时参加钢铁会议的工会负责人（也就是那群好奇者）的名单拿给冈伯斯看，并且告诉他，我是代表他们来邀请他的。这样，他才改变了腔调，满不高兴地说他“也许”要到会。

　　这样，冈伯斯算是被哄住了。下一步是设法套住那些必不可少的工会领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问冈伯斯：可不可以由他向年会宣布关于召开钢铁会议的事。他差不多像大喊似地对我说：“不！你去宣布！”那天下午，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年会宣布：由于冈伯斯先生的托付，我奉令邀请一切有关代表参加钢铁会议，冈伯斯本人亦将出席。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看见冈伯斯气得发紫了。由于冈伯斯的名字有吸引力，到会的人真不少。于是，我借我们那群“好奇者”的名字套住冈伯斯，又利用冈伯斯的名字拉来许多别的工会负责人的小小策略，就这样成功了。在用这个办法的时候，我实在是在将美国劳联的领袖们骗进这一关系重大的组织工人的运动。在执行了这套计谋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同流合污，而工作的前途，也似乎黯淡得很。

　　钢铁会议的主要决议，就是定在六星期后召开正式会议。这样耽误时间是很糟糕的。由于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工人从来没有过的组织起来的机会，很快地就要荏苒过去了。从我在四月七日正式提出建议起，到八月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总共罪恶地荒废了四个月时间。这样的耽误，除了蓄意破坏，没有别的解释。但在这次于圣保罗召开的会上，我设法使建议中的会议在芝加哥召开。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他当时不在圣保罗）能参加这一工作，担任美国劳联驻芝加哥的组织委员，以便保护这一正在萌芽中的运动，使之不受怀着敌意的官僚们的破坏。


芝加哥会议

　　芝加哥钢铁会议，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二日在新莫理逊旅馆举行。到会的有十五个国际工会的代表。当会议谈到正题后，担任主席的冈伯斯面向着我说：“好吧，福斯特老弟，你把我们找来了；你有什么建议？”这就是“伟大的”冈伯斯对组织钢铁工人的态度：他在出席会议前没有准备好任何建议。于是我开始提纲说明我的计划，其要点如下。

　　应当立即在所有的重要钢铁中心同时发动一个突如其来的组织运动，由一切自认保有钢铁业管辖权的工会共同进行。为了发动群众，应当运用包括召开群众大会、邀请名人演说、乐队演奏、游行、以及在报纸上登载整版广告等方式。至于经费，我建议由各工会按照每个会员二角五分钱为标准，拿出一笔钱来。为了着手成立组织工作队，由每个工会派出三人以上来充当组织干事。为使工作得以继续，所有工会应当成立一个紧密的联合性组织，成立全国委员会，由美国劳联代表担任主席。同时，各工会应当确定一项数额低微而一致的入会费。据我估计，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我们可以在六个星期内将绝大部分的钢铁工人领导起来，用三个星期筹集经费和召集组织人员，用剩下的三个星期在各城市接连召开三个群众大会。我想这些集会的结果，会使我们紧紧地掌握住工人群众，因此我们将能立即派遣代表和钢铁托拉斯谈判；假如钢铁托拉斯的老板们不接见我们的代表，就等于要遭受全国罢工的威胁，而我们是可以使这一威胁成为事实的。

　　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迅速而又在所有钢铁中心同时进行的组织运动，是既现实而又可行的。就实际情况和各工会的潜在力量说，这个计划是适当的。对于启发工人们的热情以及取胜于老板们所必然采用来对付我们的战略，这项计划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工人们是积极的；假如当时实行这一计划，必然会有决定性数量的群众起而响应。

　　我所提出的为期六个星期的工作日程，也是刚好合乎时宜的。在屠宰业的斗争中，我们只用九个星期就将伟大的群众领导起来了，并且顺利地造成了罢工的威胁。此刻我们既有了更成熟的经验，更高的威信，和更大的人力财力，我们当能在钢铁业中更快地完成任务。由于战争仍在进行，我们这样做会将运动发展到顶点，而在这样大的军火工业中，政府和钢铁托拉斯是绝对不敢面对一次战时罢工的。假如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必然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并且会肯定地在钢铁业中建立了工会。

　　联合各工会的计划，同样也是实际的。在当时说来，这是走向产业工会化和建立统一的钢铁工人组织的第二个逻辑步骤。这是因为当时美国劳联中肯定要求产业工会化的情绪不高，要想许多个行业工会将自己保有的管辖权交给那又小、又是半死不活、又是被腐化份子所领导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简直是不可能的。产业联合的制度已在各铁路的工人中渐渐成功了，并且刚在屠宰业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问题是：或者由各钢铁业中的行业联合发起运动，或者什么斗争也搞不成；至于我自己，当然是想在运动胜利之后，迟早将钢铁业中各行业的工人合在一个工会中去的。

　　我的财政计划也是可行的。各大工会因在战时收了大量的入会费和常费，都很有钱（例如，我所加入的火车造车工会，就储蓄了三百万元）。每个工会从已有的款项中拨出合每个工人二角五分钱的数目，是毫无困难的。由于先后参加这一运动的二十四个工会有两百万会员，我们将取得好几十万元。根据我的估计，我们计划中的为期六个星期的大规模运动，只要有五万元就足够应用。

　　但是，这一整个的现实计划，却在芝加哥会议上被糟蹋掉了。在这群毫不热心的官僚们出席会议完毕之后，只决定了联合发起运动这样一个原则。会议成立了“铁业和钢业工人全国组织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Organizing Iron and Steel Workers）。先后参加这一组织的，有二十四个行业的工会，包括铁矿工人、煤矿工人、蒸汽铲机工人、水泥工人、采石工人、海运工人、炼钢工人、固定动力机机工、加火工人、小工、机器工人、火车制造工人、铁匠、箍桶匠、电器工人、锅炉制造工人、制模工人、砖匠、建筑用铁工人、翻砂工人、铸造工人、制造薄金属板的工人、汽管配制工人和岔道夫。因此，运动中包括了从制造原来直到将成品运送到铁路上去的一切工人，但是每个工会在整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大钢铁工业中，只掌握了极少的会员。冈伯斯担任了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被选为书记。（如同我在牲畜业联合工会中的职务一样，这是一个不支薪水的职务，因为我是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的正式组织干事，我的薪水是从该会支取的。）我所提出的在一切有钢铁工业的城市立即发动全国性运动的建议，同时被否决了。当我在提纲说明通过这一运动必然会取得胜利时，到会的美国劳联的高级负责人们，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和显然轻蔑的态度来听我的讲话。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发言，他们一面说我的计划全是幻想，一面荒谬地作了相反的建议，即将工作集中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工厂，以便“向工人表示我们的成绩，从而争取他们的信仰。”当我提出关于向每个工会工人征收两角五分钱的建议时，冈伯斯很不耐烦地听着。他和上述的其他几个人，竟不曾讨论这个建议，简直置若罔闻。关系重大的征费计划，就此成为泡影；决不可少的五万元经费没有着落，十五个工会却投票决定由每个工会向全国委员会缴纳微小得可笑的一笔钱：一百元。我认为一支包括一百人以上的组织工作人员的队伍，是当前急需的，而他们却只派定了六个人担任这项工作。至于美国劳动联盟本身，它连一块钱也不曾捐出或认捐。

　　会议的第二天，即我的各项计划遭到破坏以后，冈伯斯退席，到附近一家旅馆去找他在营造业中那批酒肉朋友去了。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以美国劳动联盟驻芝加哥的高级组织干事的资格，由冈伯斯指定代为主持会议，这一点总算是不错。我让费茨派屈里克参加运动的战略，渐渐成功了。

　　芝加哥会议的结束，我的组织钢铁业的实际计划在会议上所遭受的失败，使我深为失望。显然，美国劳联的领袖们对于组织钢铁业工人是不感兴趣的。要是由全国委员会所给予的财政的帮助来看，便会以为我们所要着手组织的，并不是钢铁业（即美国财政资本实行“开门制度”的主要势力范围中几乎完全没有组织的五十万工人），而简直是一群花生摊贩。正是这类的反动政策，使美国劳联在战争期间丧失了五百万到一千万可能加入工会的工人。钢铁工人在十六个月以后的最后失败，和冈伯斯领导集团在芝加哥会议上拒绝了我的计划，是有直接联系的。


组织工人的运动

　　我敢说，当芝加哥会议结束时，出席会议的劳工官僚们中间很少人以为令他们头痛的钢铁业运动，还会有什么下文。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坚持进行工作。不过这并不是以“全国钢铁工人周”为起始的，包括群众大会和游行等等的，在全国的五十个到七十五个钢铁业城市中同时发动的其势汹汹的大运动；相反地，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活动限于芝加哥地区。我们立刻又在给立（Gary）、南芝加哥（South Chicago）、佐力厄特（Joliet）、印第安纳港（Indiana Harbour）等四个地区开始了工作。我们在可能范围内，采用本来预备在全国实施的方法。当然，这些地方性的活动虽然模仿着我们计划中的全国性运动，但是已经逊色得多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立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在给立举行的第一次大会，有一万五千人钢铁工人参加；同一星期内在上述其他三个钢铁城市中所举行的集会，也有数目相仿佛的群众出席。钢铁工人成千地加入了我们的工会。假如有这种必要，我们能在一个月内轻而易举地发动芝加哥地区所有大钢铁托拉斯工厂的罢工。

　　对于我的原定计划的正确性，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假如工会领袖们想这样做，我们便能不经过丝毫困难，使芝加哥地区内已经实现的一切在全美国的每一个重要钢铁城市实现。并且经验证明，我们甚至不需要我所预计的那样多时间，就可以取得群众的支持。假如冈伯斯领导集团当时给了我必要的人力财力的帮助（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是很可以为力的），那么，从芝加哥地区的胜利可以知道，我们满可以在我所预计的六星期内叩盖内法官（Judge Gary）[2]的大门，并以全国罢工去威胁他。由于战争尚在进行，这种罢工的结果，只能是钢铁工人的胜利。拒绝了我的原定计划，就等于拒绝组织钢铁工人。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开展之后，发展的前途又是不同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引起美国劳联领导集团的兴趣，但我们在芝加哥的巨大胜利，已使钢铁托拉斯的头目们十分吃惊，而在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并不比冈伯斯更将我们看得了不起。于是他们向我们开始了毫不退让的斗争。

　　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在缺乏人员和组织工作者的条件下，艰苦地将运动扩大到了别的地区。我们遭遇到钢铁业老板们的最为机巧和凶恶的抵抗。他们为了改变我们的方向，先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四次工资，最后规定了原则上的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在芝加哥取得胜利后几个月，战争结束了，工业就开始衰落。整个的局势将我们的攻势削弱了，使我们失去了乘敌不备的有利条件，而老板们对我们的反攻，也因而大大地加强。这时，当我们从一个钢铁业的堡垒攻入另一个钢铁业的堡垒时，我们在钢铁业城市中遭到对于集会自由的根本压制，我们的组织工作人员被殴打和逮捕了，其中一个名叫方尼·赛林斯（Fannie Sellings）的，还被谋杀了。敌人又发动许多公司工会来阻挠我们；这些工会取消了参加我们的工会的三万工人的会员资格。三K党的活动被扶持起来了，又用严密的奸细网来对付我们；总之，我们面临着大钢铁托拉斯的全套武器。

　　当然，若是实现了我的原定计划，这一切困难的重压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的工作现在是困难了许多倍。但是在我们日益增加的困难中，最为严重的困难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队伍中的，即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领袖的顽固破坏活动。他们有计划地和无耻地将钢铁工人出卖给钢铁托拉斯。虽然组织钢铁业的运动激起了资本家的猛烈抵抗，但这一运动对（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对”字疑多出）被工人阶级看得如此重要，是使美国劳动联盟的领导集团颇不高兴的。

　　美国劳联的破坏活动所采取的最为严重的形式之一，是劳联的最高级负责人（少数例外）经常不出席全国委员会的会议，而由没有权力的地方交涉委员代为出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面避免支持运动，一面装出和运动并进的样子。结果，我们经常因缺乏财力和行动上的统一而遭受失败。

　　在这方面，以冈伯斯本人的罪最大。他实际上是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但在整个运动中，他没有在任何一个钢铁工人的集会上讲过一次话，没有帮助我们募得一块钱的捐款，也没有建立起一支组织工作队。如果我要使他出席我们的会议，差不多唯一的方法，就是偶然在他眼前，在华盛顿的美国劳动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召开会议。即使如此，他有时也会避开。他老是推说没有时间。但是他却有足够的时间，去欧洲住上几个月，帮忙赶造那不名誉的凡尔赛和约；他也有时间到墨西哥京城去旅行，去建立作为美帝国主义爪牙的泛美劳动联盟；至于正在奋力为建立工会而斗争的钢铁工人，他却没有时间管他们的事。

　　我记得，由于缺乏经费与组织工作人员，由于各工会间不能在行动上更好地配合而一度造成了特殊的困难，我草拟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其中敦促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负责人出席下一次的会议。于是我们的总组织干事勃朗（J. G. Brown）到华盛顿去，要求冈伯斯在信上签名（我已经签名了）。冈伯斯勉强地签了名。许多钢铁业工会的领袖，在接到我和冈伯斯共同签名的这封信以后，就打电话给他，问他这封信是怎么一回事，事情是否真的这样紧急。冈伯斯告诉他们说，这不过是一个“例行会议”。结果，会议还是老样子，有决定作用的领袖几乎一个也没有出席，连冈伯斯本人也没有来。有了冈伯斯做榜样，各工会负责人对于他们自己经常忽视和出卖钢铁业运动的罪恶行为，就感到十分妥当了。

　　冈伯斯一直担任着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通常都是派费茨派屈里克代理。终于，在我们的大罢工的前夜，他因要推脱责任而辞职了，并正式任命费茨派屈里克为主席。

　　我的总结报告中的财政数字，清楚地绝无矛盾地暴露了参加全国委员会的二十四个工会的高级领袖们如何破坏钢铁业运动。全国委员会所属的二十四个工会缴来的款项，前后一共有十万一千零四十七元。这个低微数目，是我们费了好几个月才从这些工会挤出来的，这样一个数目的款子，还要用来支持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运动至十四个月之久，并且要在三个半月的罢工期间，养活和支持三十六万零五千钢铁工人。实际上，如我在《伟大的钢铁罢工及其教训》（The Great Steel Strike and Its Lessons）一书中所说，从各方面的情形来说，钢铁工人是以缴纳入会费和会费来支持他们的运动的。并且这笔十万零一千零四十七元的数目，加上二十四个工会所自行开支的平均三个组织干事的薪金，不但为我们交给他们的五十万元数目所抵偿，而且远为我们的这项数目所越过，而这笔数目，是由他们向钢铁工人以庞大的入会费和会费的名义征收的。这些工会当时很有钱；假如它们热心于运动时，几乎任何一个工会所能为钢铁业运动捐出的款项，都会较这些工会全部拿出来的为多。事实上三个和钢铁业毫不发生关系的缝纫工会，即成衣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妇女服装工会（Ladies Garment Workers）和皮毛业工会（Furriers），一共捐出了十八万元，作为我们的罢工救济金；这笔数目，几乎是参加运动的二十四个工会在十六个月中所捐出的两倍。

　　从经费方面破坏运动的丑事，以极端反动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最为出色。这个工会是钢铁业中的基本工会；它实际上在运动中赚得了一大笔盈余。虽然全国委员会以十五万元的入会费交给了这个工会，而且这个工会已经向钢铁工人征收了大约两倍于此数的入会费和会费，但是它给予全国委员会的款项，包括罢工救济费在内，只有一万一千八百十一元八角一分。这个工会的财务部门竟得到了二十万零六千元的“利润”。在罢工结束以后，以台夫（Tighe）为代表的那群领袖，在匹兹堡买了一所大厦，作为该工会的总会办公处。

　　美国劳联本身，则没有为运动筹募过一个钱。当罢工开始时，实际上我们曾强迫它发出筹款的总号召的。通过这个号召，我们筹得了四十一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元零一角四分钱，但这笔款子大部是由我们的钢铁业组织工作人员所募集的，美国劳联的负责人并未出力。而这几笔钱就是我们从美国劳联所得到的唯一的款子，当这笔钱到手的时候，运动已经开始了十四个月，并且三十六万五千工人已经步出工厂，罢工六个星期了。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阻挠（包括钢铁托拉斯的奸细制度、解雇全体工人、资方在工资上的让步、公司工会的组织、恐怖行动、压制人权，以及工会高级领袖的凶恶的破坏活动），我们终于经过十四个月的艰苦斗争，得以在主要的钢铁业地区的钢铁托拉斯的主要工厂内，稳固地建立了工会。根据我财政收支的总结报告，组织起来的工人最少有二十五万人。实际的数目大概还要多些。我们的地方工作者，满可以有理由夸耀一番，说我们已经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即将钢铁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了。美国劳联在过去二十五年间所不曾办到的事情，我们已经办到了。工人已经开始在征服实行“开门制度”的产业的最大堡垒。


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

　　于是，伟大的钢铁罢工，就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开始了。我们的代表曾去见盖内法官，准备向他提出要求，但他拒绝接见。同时，在整个产业内，开始了以粉碎我们的工会为目标的巨大攻势；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除，以致流落厂外的工人，已经有三万。在这样的情形下，不是斗争，就是死亡。我们选择了斗争。

　　在我们的罢工号召之下，三十六万五千工人，同时在十个州的五十个城市罢工了[3]。“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和其他大规模独立的钢铁公司的主要工厂，几乎全部入于瘫痪状态。钢铁工人对他们的巨型敌人，来了一个迎头痛击。钢铁业这次罢工在规模上和伟大的效力上是空前绝后的；连与之稍可比拟的罢工也没有。

　　钢铁业工人是为着以下的要求而斗争的：一、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二、将由于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革的工人复职，并补发工资。三、八小时工作制。四、每七天有一天休息。五、取消二十四小时连续轮班制度。六、将工资增加到足以保证维持美国生活水准的数目。七、在所有行业和各种工人中，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八、八小时以外的工作、假期工作、和星期日工作，均须付给双倍工资。九、工会所征收的会费和其他费用，实行由工资内代扣的办法。十、在维持、裁减或增加工人时，以工人的年资为取舍的原则。十一、取消公司工会。十二、取消申请受雇者的体格检查。

　　用不着我重复，各钢铁公司是拼死命和罢工斗争的。勇敢的罢工工人们，须要面对由成群的工贼、打手、郡长的差役、警察和军队所造成的恐怖统治。在许多重要的钢铁业地区里，人权全部被消灭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我们的罢工展开了残酷的宣传攻势。但最坏的是来自我们内部的破坏活动。最高统治阶层的一贯的出卖，这时常常到了干脆破坏罢工的程度。这一点的具体表现，就是联合工会单独与资方妥协而出卖整个运动的企图；固定动力机工工会使该行业工人不参加罢工的企图；而最阴狠的一着，是铁路工人兄弟会拒绝号召会员罢工，而这些会员，是在钢铁工厂和铁路干线相联接的那些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短距离铁路线上工作的（他们虽然已经组织起来，他们的工会没有为资方所承认）；最后，美国劳联全国总部，没有将整个劳工运动团结起来去支持钢铁业的罢工工人。


能够避免失败吗？

　　钢铁工人的英勇，在这种敌对力量的面前，仍是无效的。他们之中有二十二人被杀害了，有数百人遭到殴打或受了枪伤，有数千人被逮捕；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男人、妇女和小孩在斗争着，在忍着饥饿。这次伟大罢工结束后，虽然终于废除了十二小时工作制，并得到了许多别的改善，但没有达到组织工会这一主要目标。一九二零年一月八日，我们无条件地停止了罢工。当时约有十万工人仍在坚持着，但罢工已经失去了它的效力。三个半月的艰苦的罢工失败了；钢铁工人在这种无穷的困难下建立起来的新钢铁工会也被粉碎了。

　　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的纽约《世界报》上，冈伯斯以这样的话，将一九一九年钢铁罢工失败的责任放在我的头上：

    　　“正是这位福斯特先生，当他明知美国钢铁公司在一九一九年对罢工有准备并希望罢工发生，又当美国总统要求至少将罢工延期举行的时候，坚持要进行这一结局悲惨的斗争。”


　　以冈伯斯这样一个破坏钢铁业斗争的人，竟要骂我破坏了这一运动，他的面皮一定是很厚的。离开这点来说，首先让我声明一句：虽然钢铁罢工失败了，但我愿很骄傲地承认我自己对罢工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任何一次罢工，都不及这次罢工具有必要性，具有历史的正确性。要是接受了冈伯斯所说的“延期”罢工的建议，就等于最卑鄙地出卖了钢铁工人。冈伯斯所说的“延期”，和他在我们的斗争一开始时就进行着的破坏政策，是属于同一个东西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九月十一日，即在我们预定的开始罢工日期前十一天，威尔逊总统向报界发布消息，说他要求将罢工延到行将于十月六日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之后；这一会议，拟在美国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建立和平。冈伯斯未经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公开发表声明，赞成威尔逊关于将罢工延期的要求。接着，事实证明了美国劳联的最上层领袖，彼此是一致行动的，于是我们的办公处就从大多数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主席连续接到电报；他们都支持冈伯斯和威尔逊的态度。从以下的几份电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倾向：

    　　“我赞成接受总统的要求，谨此希望备案。

    国际机器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主席 约翰斯顿（W. H. Johnstone）”

    　　“本会工人将遵守总统关于将我们的行动延至华盛顿劳工会议以后的建议。

    蒸汽机工和蒸汽机管理工人工会（Steam and Operating Engineers）主席 斯乃林（M. Snellings）”

    　　“砖匠、石匠和泥水匠国际工会执行局（Executive Board of the Bricklayers, Masons, and Plaster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希望将钢铁罢工的行动延到华盛顿工业会议以后。

    主席 威廉·勃朗（William Brown）”

    　　“我们的意见是：在十月会议以前不应当发出罢工的号召。

    铅管工人和气管装配工人工会（Plumbers and Steamfiteers）主席 艾尔滨（G.. R. Alpine）”

    　　“这时候罢工是很不适当的。

    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主席 拉恩（M. F. Ryan）”

    　　“罢工的号召，还是以延迟到十月六日威尔逊总统召开会议后发出为宜。

    锅炉制造工会（Boilermakers）代理主席 威廉·艾肯生（Wm. Atkinson）”

    　　“我们反对在威尔逊总统所召集的工业会议开会之前举行钢铁业罢工。

    造型工会（Patternmakers）主席 威尔逊”


　　其他各工会的领袖，打了类似的电报给我们。“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则支吾其词，不敢公开地主张延期。坚决反对延期罢工的工会主席，只有铁匠与铁矿工会（Blacksmiths and Mine）与溶铁和炼铁工会（Mill and Smeltermen）的两个主席。

　　这一切给我们造成了真正的危机。钢铁托拉斯在向我们猛烈地进攻；我们面临着政府和美国劳联双方的首领所提出的取消罢工的要求，全国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份子，又都支持这一要求。更坏的是：这个要求是经过阴险的策划的，从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要我们将罢工延迟一个短时期，以便“工人之友”威尔逊总统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

　　至于我自己，则深信只要将罢工延期，便会对我们极端不利。我决不相信威尔逊总统或他所主张的工人、资本家和社会各界三方面的商谈会对钢铁工人有什么好处。延期罢工必然毁坏工人们对我们的运动所抱的信心，把工会置于恶毒的钢铁托拉斯任意摆弄的地位，并使整个组织在大混乱和盲目的罢工中土崩瓦解。这样就远不如以我们二十五万以上有组织的钢铁工人，在斗争中去找出路。不管怎样，为要使工业会议考虑我们的要求，最好是将大罢工摆在它的面前。

　　但是我怎样才能使罢工如期举行呢？如果单是召开全国委员会，无异于自杀，因为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反对罢工的。由于时间匆促，也不可能让一般工人投票决定罢工，或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自己作主，向我们在各地的组织工作人员（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忠实的，是真正希望将钢铁工人组织起来的）用电报和电话征询他们所在地的钢铁业联合工会的意见。回电立刻似雪片飞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群众是要求如期罢工的。以下是这些电报的一小部分：

    　　“要是你们不在星期五早晨以前下令罢工，我们将被迫自己作主。

    给立、南芝加哥两地钢铁业联合工会联席会议”

    　　“贝斯灵（Bethlehem）公司所有的工会的联合委员会，一致票决：要求你们委员会下令罢工。

    组织干事戴伏·威廉士（Dave Williams）”

    　　“假如将罢工延期，我们将无法和盛怒的、认我们为叛徒的工人们见面。

    杨斯敦（Youngstown）地区组织干事”

    　　“为了不致解除我方力量的精神武装和造成绝对危险的情势，千万不要将罢工延期。

    杨斯敦、兰肯（Rankin）、布剌多克（Braddock）、和谟斯忒德、巴特勒（Butler）、匹兹堡、约翰敦（Johnstown）、灰令（Wheeling）、斯修本威尔（Steubenville）、布法罗（Buffalo）等地区的组织书记。”


　　费茨派屈里克虽然一般说来对罢工缺乏信心，但他这一次和我以及各地区组织工作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延期罢工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我们打电报给冈伯斯（“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的反动领袖台夫，是除我和费茨派屈里克以外的第三个委员，他也不敢不在电报上签字），其中说“延期等于彻底解除我们运动的精神武装，使之遭受完全的破坏”，所以要求如期举行罢工。

　　这样，我们就面对着战斗的钢铁工人群众，和美国总统所支持的工会中反动的最高领导阶层之间的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冈伯斯之流反而赞成罢工，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担负公开破坏运动和剥夺工人唯一取胜机会的责任。因此罢工就在九月二十二日如期开始了。但是罢工胜利的可能，无疑地已因威尔逊和冈伯斯主张“延期”的阴谋受到损害，而减少了外界对我们的同情。

　　威尔逊的工业会议的结果，证明我们没有将钢铁工人的命运交给会议去处置，是十分正确的。当时大老板们正在发动美国劳工史上最大的实行“开门制度”的攻势；他们在战后对工人发动这一凶恶的攻势，目的在于剥夺工人的较高工资、较短的工作时间，以及在战争期中所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由于威尔逊所召开的会议[4]是被最大的资本家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它反映了上述发展着的攻势。它的极端的反动性，使得出席会议的人立即因工人方面所提出的允许工人有组织自己的基本权利这一建议而分裂。连冈伯斯之类的反动领袖，也不得不退出会议。

　　我们在如期罢工的行动中，保护了工人们从斗争中找出路的机会；假如美国劳联的领袖们不曾破坏罢工，罢工是会胜利的。如果我们采行了威尔逊和冈伯斯关于“延期”的建议，结果必然是惨败，并且会在美国工人史上写了空前无耻的破坏罢工的一页。

　　假如劳联的领袖们想要追究钢铁业罢工失败的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他们自己的总部来担负。失败的真正原因，应当归之于他们自始至终在钢铁业斗争所采取的漠视、阻碍和破坏罢工的态度。如果他们在芝加哥会议上采纳了我的原定计划，我们至多只需要举行短期的战时罢工，就会顺利地取得胜利。但是他们拒绝以必要的经费和组织工作人员来支持运动的政策，使得整个运动失去了战斗力，而使罢工不能延迟到战争已经结束，对军火的迫切需要已经成为过去、工业即将萎缩、政府已经改变了它的妥协态度、和老板们的庞大攻势已经开始的时候。钢铁业工人在艰苦的组织工会的运动中的斗争性和牺牲，他们的英勇的罢工运动，也未能克服这些主要由于劳联反动领袖的破坏政策所造成的阻碍。


钢铁罢工中的策略

　　当然，钢铁业罢工如果胜利了，就会大大鼓舞所有各产业部门的工人，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由于我认识到工会运动的重要，我对这样一个胜利所能开辟的种种可能性，是相当了解的，而我的总战略，就是以这些可能性为根据的。当我们在屠宰业中取得胜利后，我便迅速地利用这一胜利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将运动扩大到钢铁业中去。假如当时钢铁业的斗争胜利了，我准备重复同样的步骤，以转入更远大的计划上去。

　　工会如果夺取了钢铁业这一实行“开门制度”的主要堡垒，就能更顺利地组织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利用这种情况，使劳联在一切没有组织起来的主要产业部门中，同时发动一个庞大的组织工会的运动。具体地说，我打算建议仿照钢铁业工人全国委员会的样子，设立一个庞大的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经由该会所属的若干委员会，监督每一工业部门中的组织工作。按照我的估计，如果设法击败了钢铁托拉斯，我们就能把劳联拖进这一巨大的组织的运动，而且工会领导阶层尽管破坏，我们也能胜利地坚持这个运动。这样，我们将能真正地把成百万工人组织起来，并实实在在地进展到将整个工人阶级组织到工会中去的目标。假如美国劳联肯让钢铁业的斗争获得胜利，这个大胆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我曾明确地估计到：工会会员这样大量增加之后，工会的性质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所必然发生的基本变化，将有以下各点：（一）发展重点将由技术工人转到比较没有专门技术的工人；（二）打破行业工会的旧制度，而奠定产业工会的基础；（三）使工会的政策，更带上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使它们具有更远大的社会观点；（四）发展比较忠实和进步的领导集团。总之，我估计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将大有助于实现我们多年来所怀抱的希望，亦即将美国劳联变成一个进步的组织。

　　这些趋向，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斗争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两个运动，都是主要以非技术工人群众为基础的，都是明显地代表产业工会的，都具有战斗性的政策，并且都产生了新的、反冈伯斯的领导集团。

　　上面所说的钢铁业斗争胜利将会产生的主要结果，亦即将成百万的其他工人组织起来和使得劳联转变，是不需要很敏锐的眼光，就可以看到的。盖内的狡黠的顾问们，他在银行巨头中的朋友们，必定觉察到产生这些结果的可能。他们无疑地已经认识到：假如我们的钢铁罢工胜利了，他们将面临着一个具有新生力量的、更强大的工人运动；在钢铁业被击败以后，还有哪一个部门能够抵抗组织工会的运动呢？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始终疯狂地和罢工斗争。

　　冈伯斯是个机灵的老狐狸。他也知道钢铁斗争的胜利，对他不利，因此他也对我们的罢工加以破坏。他能清楚地看到，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斗争中，已经发展着产业工会的趋势，并且不能不感到这种趋向在日益威胁到他的整个统治。至于反冈伯斯的新领导集团问题，则已尖锐地公开出来了，并且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

　　有一天，著名的新闻记者乔治·威斯特（George P.West）到我们的匹兹堡办公处来。我们一向处得相当好，这次我大意地向他暗示了钢铁业斗争对于美国劳联有着什么更广泛的意义。威斯特没有向我透露他的计划，就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的《民族周刊》上突然发表了一篇“独家新闻报道”。他生动地描写了正在兴起的费茨派屈里克和福斯特的联合派，在衰落的冈伯斯和莫里逊（Morrison）集团面前所造成的威胁，以及劳联转变的问题。冈伯斯勃然大怒，要求费茨派屈里克解释这件事。于是费茨派屈里克从芝加哥打长途电话来问我[5]。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组织工人的运动，如果公开和冈伯斯等斗争，将会破坏了这个运动。我和费茨派屈里克乃决定不理睬威斯特那篇文章，就此了结这件事情。但几天以后，费茨派屈里克将他写给冈伯斯的一封信的副本寄给我，其中热烈地称赞他在屠宰业和钢铁业两次斗争中所做的“工作”；这是使我大吃一惊，而且感觉不快的。

　　但是约翰·费茨派屈里克的道歉信，还不能使冈伯斯和劳联其他的领袖放心。直到在激进的领导下的、并且具有种种令他们骇怕的可能性的罢工被击败以后他们才放心。除去他们中的少数人以外，这些领袖自始至终破坏罢工，是因为他们和盖内的既得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所有这一切说明：将钢铁业和其他基本工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是工人运动中进步派的任务，不管反动的工会领袖怎样反对，都必须将它实现。这在一九三六年产业组织委员会进步工会的钢铁业斗争中，和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斗争中，都是一样的。

　　组织钢铁业工人，使美国工会运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工会已深入了实行“开门制度”的最大工业部门。在美国历史上，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是最为关系重大的一次罢工。工会领导阶层当时在斗争中可能达到的胜利，会将整个工会运动在力量上和发展上都提到更高的水平上去。同样，它的失败也在即将到来的老板们的猛烈攻势中，在以后几年工会反动倾向的加深中，成了一个巨大的因素。

一九三六年



[1] 见第二章末尾所述。

[2] 盖内法官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主席。

[3] 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是三十六万七千人。

[4] 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5] 在钢铁业斗争期间，费茨派屈里克是芝加哥劳动联盟主席，住芝加哥；我在匹兹堡领导全国的组织工作人员。

福斯特

四 美国工团主义的基础

　　美国的劳工运动，早已深深地染上了这种反政治的工团主义的病症，而且在事实上，其程度较之英国和德国这些类似的工业国家的劳工运动还要深得多。在一八八六年为争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运动中，已经表现出这种初期的工团主义及其关于罢工和反对议会斗争的理论了。此后二十年中许多双重产业工会，都表现了类似的抬高经济行动和压低政治行动的种种倾向。但工团主义倾向的充分表现，莫过于在一九零五年组成的“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组织内。不几年后，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小的组织，名叫“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旧工会对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反对，正是由产生工团主义的那些基本力量所产生的。

　　工团主义的倾向，也强烈地表现在社会主义运动左翼中的下列倾向上：反对议会活动、颂扬工会运动的经常作用、削减党的作用、以及宣扬关于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的建立工会的国家政权的理论等等。社会劳工党和社会党的左翼，共同建立了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会。当时的三位出色的革命领袖，强烈地表现了工团主义的特点。但尼尔·德里昂是美国工团主义理论的祖师；尤金·戴伯斯承受了德里昂的许多工团主义的幻想；威廉·海渥德竟然成了一个十足的工团主义者。工团主义倾向在社会党内的力量，可以从以下的突出例子得到证明：在一九〇九年的分裂中，许多脱党的人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同样的情况，又在一九一二年范围大得多的社会党全国性分裂中发生了。在产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九一九年的社会党大分裂中，左翼仍是染着工团主义倾向的，而只是在种种的正确影响下，它才免于堕落到公开的工团主义中去。我在下文中就要谈到这些正确的影响。

　　持久而又普遍的工团主义倾向，其根源在于美国的种种基本条件，在于长期起作用的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而欧洲工团主义的影响，不过是次要的原因。由于美国的种种因素阻碍了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在阶级意识上的发展及这一阶级本身的成长，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这样的倾向：将工人的斗争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以内，因而造成了工团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

　　首先，比较好的经济状况，阻碍了美国群众的阶级觉悟，这表现于一些起着阻碍作用的因素，例如在几十年中，存在过政府允许人们自由占领的大量土地；传统的较高工资和生活标准；庞大的、保守的工人贵族和腐败的工会官僚统治的发展；在工业的长期迅速扩展中，大量的工人变为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等等。这许多经济因素，强有力地模糊了阶级的界线，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发财幻想，窒息了群众的阶级斗争，因而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工团主义。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抱着普遍的幻想；这种幻想是由以下的种种事实形成的：美国的民主革命，给工人带来了相对高度的形式上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权利、组织和罢工的权利、被选举为官吏的权利、以及“合法的社会平等”的幻想等等。这些权利是工人们在许多年前经过斗争争取来的，但今天已经不能再作为尖锐的政治斗争的目标。因此，美国的工人与德国、奥国、和旧俄的工人不同，他们没有感觉到：当前的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政治痛苦，足以形成群众性政党的基础。工人们所受的许多难忍的痛苦，在他们自己看来，好像只是有关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等的经济问题。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工人主要地只在经济范围内进行了斗争，为什么他们不能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党或工人党；这就替工团主义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以下的许多重要因素，也起了阻碍美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活动，和助长工团主义发展的作用：由于美国地方政府权力较大，分散了工人的政治活动。在美国有大量的被剥夺了公权的移民工人和流动工人，他们主要只关心经济问题，容易染上不问政治或反对政治的情绪。工人阶级的庞杂，如它的民族种类、宗教和传统的繁多，使得整个阶级不易团结。美国政治腐化，声名狼藉[1]，使得许多工人对政治行动一般地发生厌恶。美国劳联的极端反动的统治，使得革命的工人厌恶旧工会，因而脱离。最后的一点，但也是重要的一点，是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党内的控制地位，及该党的改良主义政策，迫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工人脱离该党，转入工团主义的活动；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上述的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二年的分裂中看出来[2]。

　　以上的一切因素，构成了工团主义这一持久的偏向在美国滋长的土地。但这些因素本身，只造成了工团主义的客观的可能性。基于一个主观的因素，美国工团主义才实际发展为成套的东西；这个因素就是左派在理论修养上的缺点。这就是传统的“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即左派不向这些反政治的力量作斗争，反而适应它们，并将自己的斗争限制在经济范围内。美国当时没有列宁，不能在许多不利于政治行动的因素面前，推敲出一个革命的政治政策；美国的左派，对于列宁所做的工作也并无所知。我们已经看到，左派在三十年间最出色的领袖，包括德里昂、戴伯斯和海渥德，不过是促使左派落到工团主义的沼泽中去而已。不幸，我也是促使工团主义的混乱更加扩大的一分子。

　　简单说来，左派在理论偉大國家主席斯諾登同志要犯了以下的几个倾向于工团主义的错误：（一）以德里昂为代表的那些人，大大低估了党的作用，因而直接引起海渥德和其他忠实的工团主义者根本摈弃了党。（二）夸大工会的作用，因而产生了工团主义的推测，即可以经由空想的双重产业工会，实现革命。（三）误解国家的作用，特别是误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按照工团主义的想法，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由工会组成的国家机构来管理。

　　虽然工团主义的倾向有力地在美国持续了很久，但它终于缩减为一个极其次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它所借以立足的理论上的混乱，已经大部分被澄清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普遍学习中的列宁的著作，用实践说明了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工会的从属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因而攻破了旧时美国工团主义的空想。这些基本道理，是在苏联从日常斗争中，从夺取政权中，从建设社会主义中得到的，而在战后德国、奥国、匈牙利和中国等的革命高潮中，又得到证明。美国的真正的革命力量，也学习了这些经验。于是，当美国共产党于一九一九年成立，并将这些根本的政治经验放在党纲里面的时候，美国的工团主义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社会党、社会劳工党、世界产业工会、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这些集团中最优秀的革命者，都团结到共产党方面来了。反政治的世界产业工会于是开始萎缩了。除去这种理论上的澄清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大大地加速了世界产业工会的衰退，例如世界产业工会的双重工会主义；它对于自发性的过高估计和对于组织工作的过低估计；它的分散的组织形式；它对于反宗教宣传的过份强调；它所起的作用，使它近于一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宣传团体而不近于工会；它在罢工中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它的硬性的策略；它拒绝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宗派主义态度；以及它对苏联的反革命态度使革命工人和它疏远等等。世界产业工会衰退以后，工团主义的倾向就迅速地没落了。这个时期以后，美国的客观情况也大大改变了；整个阶级斗争带上了更多的政治性；这一切更有助于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阶级政治行动，而止住了工团主义的倾向[3]。



[1] 这种深度的政治腐化的来源，主要是公众权力之被盗取，和与这相联系的另一事实，即立法代表全体受贿。前者是资本主义在美国所积累下的特色之一。

[2] 见本书第一章。

[3] 关于美国劳工运动中的工团主义的更广泛的讨论，见我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共产党人》上发表的文章。

福斯特

五 工会教育同盟

·老毛病：双重工会主义


　　一九一九年钢铁业罢工的失败，破坏了我的整个战略。借这个斗争为跳板在各产业中普遍发起组织运动的计划，现在是无望了。我原想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借以推翻冈伯斯的机构，但这一希望也消失了。但是从屠宰业和钢铁业运动的经验中，我们这些积极份子，除去得到了一些关于建立产业工会等所需要的主要教训外，还得了两个大的教训，作为我们以后行动的指南。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在保守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政策根本是正确的。仅仅是一小群积极份子就已经能够在美国两个高度托拉斯化的产业中，起了发动和领导各种运动的作用，并通过这些运动组织了五十万以上的工人，包括本国工人、由国外移民来的工人、黑种工人、白种工人、技术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以及女工和童工。并且我们还成功地把这些运动初步地引入产业工会运动的道路。我们的全部工作是在愚蠢、无能、冷酷的劳联领袖们的直接破坏之（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漏了“下”字）完成的。

　　第二个教训是：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经验中，我们又一次清楚地认识到组织左翼集团亦即组织有斗争性的少数人集团的必要。我们同进步分子组成不甚紧密的统一战线，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这是不够的。在这两个运动中，工会的正式机构事实上是掌握在反动的工会上层领袖手中的，于是左翼缺乏坚强的机构，就成了我们的严重障碍。在屠宰业中，因为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左翼运动在背后支持，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钢铁业运动中，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组织工作者，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其中约有一半是社会党人、进步党人（Progressives）、农工党人（Farmer-Laborites），以及其他工会的积极分子，包括了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老战士约瑟夫·曼莱和山姆·哈摩斯马克等人，因此我们在这里进行工作就不像在屠宰业中那样困难。正是因为应用了这一掌握群众的工具，才抗拒了威尔逊、冈伯斯关于将钢铁业罢工“延期”的要求，也就是取消罢工的要求。但是这个组织还是不够的。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另外建立一个组织。老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和世界工会教育同盟，虽然这时确实已经破产了，但是，我们将来是可能得到更大的成功的。怀了这样一个念头，我遂于一九二〇年一月罢工运动结束后辞去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弟兄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其它地方译为“兄弟会”）组织干事，和垂死的钢铁业全国委员会的书记这两项职务。我决心再回到铁路上去做工，并且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资格在工会中再度建立有组织的左翼运动。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完一部关于钢铁业罢工的书[1]以后，想在铁路上找工作，但是发现我在芝加哥被列入本行业的黑名单了。我在芝加哥劳联的机关报工作了一个短时期，但是不久就离开了这个工作，而开始了失业的生活。

　　这时杰克·约翰斯顿、约瑟夫·曼莱、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芝加哥的积极份子，开始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左翼工会组织。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终于在芝加哥出现了一个二十余人的小团体，这就是工会教育同盟（Trade Union Education League）。在这个组织里我又被选为书记。


老毛病：双重工会主义

　　这个新组织起来的工会教育同盟马上撞到了一块礁石。它的两个先驱团体，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和世界工会教育同盟，也正是在这块礁石上撞破了的。那就是一般的革命分子所采取的双重工会的态度。这种态度现在似乎仍不弱于先前。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运动中，这种双重工会的幻想大大地阻碍了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就不能号召包括了大量的波兰、俄国、立陶宛、以及其他移民工人的左翼积极分子积极参加这两个大的组织运动。在屠宰业中，杰克·约翰斯顿曾经对左翼社会党人发表演说，公正地请求他们帮助他向反动的兰恩派的领袖们进行斗争。但是没有效果，他们这些人已经把劳联视如毒物，不愿再为出力了。

　　钢铁业运动的情形也大致相似。抱双重工会主义的社会党左翼（共产党当时正将从这里产生出来），除了在一两个地区以外，都对我们的运动采取冷淡和不同情的态度。而世界产业工会和社会劳工党却以最尖刻的言论攻击这个运动。当时双重工会思想所产生的力量曾表现在我们与戴伯斯在杨斯敦城的冲突上。一九一九年，在这个大的钢铁中心，劳联因为屡次出卖罢工运动，已经大大地失去了人们的信仰，因此使我们对于组织工人的工作感到异常困难。这时戴伯斯正因为他在坎吞（Canton）发表的一篇反战演说[2]将要入狱，也在那里召开大会，发表典型的双重工会主义理论，猛烈地攻击我们的运动。这件事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激怒了我们的组织工作人员。因此我和另外两个人组成三人委员会去拜访戴伯斯，请他停止对我们的攻击，否则我们就要向他公开宣战。最后他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说服他去劝那些每次挤满他所召开的大会的钢铁业的工人群众参加劳联的工会。但是当大罢工运动爆发的时候，戴伯斯衷心赞同我们的罢工运动，并且从亚特兰塔（Atlanta）（录入者注：现通译亚特兰大）反省院写信给我说，如果他现在是自由的话，他一定会同我们并肩作战，以取得罢工的胜利。

　　一九二〇年，双重工会主义者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其上的世界产业工会，在战时轰轰烈烈了一阵以后，已经大大地衰落下来，而逐渐变成一个支援它的许多政治犯的组织。但是双重工会的思想，仍旧得到了许多独立的产业工会的支持。这些工会，包括食品业联合工会（Amagalmated Food Workers）和劳工联合委员会（United Labor Council），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加拿大统一产业工会（One Big Union of Canada）。它在美国的势力很大。二十世纪初叶以后，加拿大工会中（进步的）反对分子还没有像美国的左翼那样严重地遭到双重工会主义折磨，因此，在许多年内曾经掌握了西部整个工会的统治权，并且很快地在加拿大的整个工会运动中发生了作用。但是双重工会主义的幻想终于侵入了他们的头脑，因此他们的有希望的局势，就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在喀尔加利（Calgary）（录入者注：现通译卡尔加里）成立命运不佳的“统一产业工会”时被断送了。“统一产业工会”同样地把富有斗争精神的人们拉出旧工会，因而让反动派整个地统治了这些工会。

　　尽管这种双重工会主义的理论在长时期中没有什么成就，但它几乎对于整个的美国左翼，还是继续起着催眠作用。世界产业工会是如疯狂似地信奉双重工会主义的；它甚至拒绝讨论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问题。就是社会劳工党以及一九一九年自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也是一样。刚从社会党中产生出来而包括两个共产党组织的初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倾向双重工会主义的，因此它赞同世界产业工会。甚至工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们也都坚信在旧工会内不应进行工作。我还记得这些自由主义者于一九二〇年在纽约召开的大会上，当我在关于钢铁业斗争的演说中提议革命家应当放弃建立双重工会的愚蠢政策，而应当集中注意在保守工会内部的工作上的时候，他们都在嘲笑我[3]。

一九三六年



[1] 作者曾于此时完成《伟大的钢铁罢工及其教训》一书——译者。

[2] 指一九一八年六月戴伯斯在俄亥俄（Ohio）州社会党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为了这个演说他曾被判在联邦反省院坐监十年。

[3] 参看本书第七章对于双重工会主义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