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货币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美国学者有所谓“货币政治”之说。绿背纸币运动是要求联邦政府控制和增加货币信贷供给，以实现通货膨胀、减轻债务负担的一场广泛性农民运动。它不仅是19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而且对19世纪后期的平民主义运动、白银运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形成，以及战后福利国家的货币政策取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南北战争之初，林肯政府的国库极度空虚，总共只有不到2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但根据财政部长蔡斯的保守估计，即使战争很快结束，联邦政府也要花费约3.2亿美元。当时美国并没有统一的货币发行机制。流通中的纸币均为各州立银行自行发行的银行券。美国当时有1600多家州立私有商业银行，共发行7000多种价值相殊、式样繁多的银行券。而根据1846年《独立国库法》的规定，政府财政只能收支黄金，不得接收或支出价值极其不稳定的州银行券。为缓解现金严重短缺的压力，1862年2月国会不得已通过了《法币法》(Legal Tender Act)，授权蔡斯发行1.5亿无息、且不可兑赎金银硬币的绿背纸币。《法币法》规定，绿背纸币除了不可支付关税和政府债券利息外，可支付一切公私债务，包括政府其他税收。1862至1864年，为支付战费，联邦政府共三次发行这种无硬币支持的信用货币，总额是4.5亿，几乎占全部流通货币的一半。（注：Bray Hammond,Sovereignty and an Empty Purse:Banks and Politics in the Civil War, Princeton,1970, pp.165-229.）
大规模地扩大货币供给的必然结果是急剧的通货膨胀。1861至1864年，价格上涨了74%。这是美国革命以来通货膨胀上升得较快的一次。这一时期也是农民的繁荣时期，尤其是胜利的北方农民。尽管战时财政迫使财政部发行了大量绿背纸币，但蔡斯、谢尔曼等共和党人却把发行政府信用货币看作是不得已的权宜，原计划一当战争结束，则立即收回绿背纸币，企图用新建的国民银行体系所发行的纸币取而代之，作为全国的统一通货，从而取消财政部直接发行钞票的权力。1875年1月4日，共和党任期将满的国会又进一步通过了《恢复硬币支付法》(Resumption Act)。该法包括三个重要规定；第一，取消3亿美元的国民银行券的限额，允许各国民银行根据需要发行纸币。第二，将增加国民银行纸币的发行与按比例撤回绿背纸币相结合，即每发行100美元国民银行纸币，财政部则撤回80元绿背纸币。第三，为确保尚未撤回的绿背纸币的安全性和可接受性，授权财政部于1879年1月1日起，以每盎司20美元的战前平价，用黄金兑赎绿背纸币，这就是所谓的恢复硬币支付。（注：Irwin Unger,The Greenback Era: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Finance,1865-1879,Princeton 1964. Pp.254-255.）
然而，共和党人的这一政策却遭到美国农场主的强烈反对。美国早期的农场主曾经是硬币主义者，即反对发行任何形式的纸币，不管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还是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他们坚持金银等硬通货为唯一的货币形式。他们甚至反对建立任何银行，尤其是私人银行。他们的政治偶像杰弗逊就曾说过：美国是农业国，农民每年只收获一次，且大部分农产品自己消费，仅小部分用于交换，因而只需要少量货币便能满足交换的需要，没有必要建立银行和发行纸币；发行纸币只会导致货币贬值，只有金银才能保值。农场主不仅不需要，而且痛恨银行和纸币。这主要是因为银行和纸币的出现引起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破坏了农民理想的公正、公平社会。农场主还有一个关于“财产”的朴素概念。他们认为只有土地、金银和直接从生产劳动中，尤其是从土地劳作中获得的财富才是“真实”的或“自然”的财产，而纸币、银行股票、债券等是“非自然”的或“非真实”的财产。他们认为，这些陌生的、不可触摸的“非真实”财产，正成为一股异已的力量，威胁和侵蚀他们的真实财产。银行家、股票证券投机商，不在土地上劳作，却占有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这些财富无非是通过投机、欺诈、滥发纸币和证券，从而窃取了农场主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果实而来的。
美国历史上的农场主还信奉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义，他们反对联邦政府扩大经济职能，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干预经济越多，给予富人的特权就越多。联邦政府管得越少，则“非自然”的干扰就越少，就可避免“非自然”的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他们相信，只要保持“事物的自然秩序”，社会财富就会大致平均地分配。他们尤其反对联邦政府给予私人经营银行和发行货币的特许权。在他们看来，特许权就意味着私人银行谋取了不正当的官方支持，僭取了不应有的垄断持权，是货币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勾结，是私人利益对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控制。
但是到19世纪50、60年代，美国农场主的诉求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自给自足农业的经济已随着农业的商品化浪潮消失了。国内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市场。与此同时，国外也愈来愈多地需要美国的农产品。公路、运河和铁路网将种植园主和美国西部农场主与新的市场联系在一起。随着西进运动的推进，来到广阔、肥沃土地上的农场主发现了利用机器耕作的价值。他们很快用上了马拉的机械、收割机、铁犁、辗谷机和脱粒机。农场主越来越多地从乡村商店里购买生活资料，并且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农业商品的生产，他们尽可能多地占有土地，尽量利用机器优势，并通过借款实现最大限度的机械化。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不得不经常与雇工、银行、商店、掮客，马匹和机械打交道了。农民自给自足的旧传统已成为历史。正如《草原农场主》杂志于1868年说，原来不那么需要钱的农民突然发现他们是那么前所未有地需要钱，需要更多的钱。在新的农业经济中，如果不借助于机器设备，信贷和现金，就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去。
内战结束后，美国农业进入了长达30年的萧条时期。谷物小麦价格年复一年地下降。农场主不得不通过生产更多的小麦、谷物、棉花来弥补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然而，这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过度的农产品供给进一步使粮食价格下降。农业萧条，农产品价格下降，不可避免地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农民认为价格下降是由于货币量不足引起的。如果货币供给增加，价格就会自动上升。而货币之所以供给不足，自然是因为以华尔街为首的银行家，即所谓货币权力作祟。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银行家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利益，才企图撤回绿背纸币，恢复硬币支付。银行家还要让私人银行控制货币发行权，用私人发行的国民银行券作为主要流通手段。总之，此时的农民为了减轻债务负担，己不再坚持硬币主义，相反，他们反对恢复硬币支付。他们虽然仍然反对私人银行的货币权力，反对私人所有的各国民银行发行纸币，但不再反对一切纸币。相反，他们要求联邦政府印制更多的绿背纸币，要求货币信贷扩张，鼓吹通货膨胀，要求获得更多的周转货币和廉价的信贷。美国农场主也不再坚持自由放任主义，转而呼吁联邦政府直接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体系，以保护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日益入不敷出的农人群体。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5-9 09:31
农民的这一重大转变，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费希尔为代表的货币数量理论的影响。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在交换中不过是一个象征符号，因而货币的物质实体不必具有固有的价值，货币的物质实体与货币的价值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亦即是说，纸币和金铸币一样发挥作用，而无需花费稀缺的社会资源（如开矿、提炼和铸造）去铸造硬币。这就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什么决定货币的价值？货币数量理论的回答是：货币量。货币量加倍，不管是金币还是纸币，单位货币的价值就下降了一半。因为货币不过是一个象征符号，增加象征符号的数目，只是减少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社会产品的量。（注：Perry G.Mehrling,The Money Interest and Public Interest:American Monetary Thought,1920-1970,Cambridge and London,1997.p.4.）费希尔认为，改变方程左边的货币量将会引起方程右边的价格水平的变化，价格上升则引起商业贸易繁荣，而价格下降引起商业贸易停滞，稳定价格水平有助于经济稳定发展，而稳定价格水平的方法是稳定货币的量。
另一方面，农民思想的转变并付之于行动，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位政治思想家的启发。一位是叫爱德华·凯洛格的纽约破产商人。早在1841年，凯洛格就与硬币主义思想分道扬镳。他主张货币供给不能与金银保持固定联系。货币的价值应该根据全国的生产量和贷款的利率来衡量。一个能收取6%利息的美元，其价值是只能收取3%利息的美元的两倍。因为货币的价值直接关系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政府完全有权利和义务控制货币的价值。他认为政府必须象确定度量衡标准那样确定货币标准。那么，既然放弃了货币的金属基础，政府将提供什么作为货币的担保？凯洛格主张通过货币和政府债券的互换来保证货币的价值。凯洛格认为政府应印制两种纸券，一种是流通媒介，另一种是以政府本身信用为基础的低利率债券，这种债券可随时和纸币互换。通过这两种纸券的发行，政府能够也应该控制货币供给。凯洛格认为只有在这一制度下，货币才能真正支付人们每天劳动的报酬，也才能保护诚实的商人。凯洛格理论指出，既然“几乎一切财富都是劳动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它因素介入，其自然结果应当是劳动者占有全部劳动所得的财富”。但现实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劳动阶级，就整体而言，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贫穷的”。原因是“货币市场上特殊利益群体阻碍了这一财富自然分配的过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公共权力承担起控制货币和信贷的责任”。（注：Robert H.Walker,Reform in America:The Continuing Frontier,Lexington,1985. P.32.）但凯洛格的思想是同时代人不能马上接受的。因为当时主宰的意识形态是杰弗逊、杰克逊主义的自由放任，政府干预是“非自然”的。凯洛格死于1858年。内战期间绿背纸币的发行完全出于战争需要，当然与凯洛格这一思想无关。但凯洛格这一思想对战后农民和劳工从硬币主义转向绿背纸币主义、自由银币主义却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农民和劳工们公认，绿背纸币主义的创始人是爱德华·凯洛格。
另一位思想家是将凯洛格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斗争的亚历山大·坎贝尔。他在60年代早期就致力于货币问题研究，写过《根据政府法令、作为法币发行的不兑现通货》等文章。他读过凯洛格的书，出版过《真正的美国金融体系》一书，在书中，他劝读者把战时不得已发行绿背纸币作为心甘情愿的事。总之，凯洛格和坎贝尔思想的核心就是主张联邦政府根据农民和劳工的需要，摆脱黄金储备量的限制，直接发行信用纸币，实现通货膨胀，以刺激农产品价格上涨，减轻农民债务负担。同时，反对发行国民银行纸币，从而“挪开私人货币借贷者的中心控制地位”。（注：Robert H.Walker,Reform in America:The Continuing Frontier,Lexington,1985.）
凯洛格——坎贝尔思想促成了劳工和农民抗议史上最大的转变之一，即使劳动者从硬币主义转向通货膨胀主义，从自由放任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到70年代，凯洛格——坎贝尔思想很快在劳工和农民中传播。首先将凯洛格和坎贝尔思想变成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是出身农民的劳工。威廉·西尔维斯和T·V·鲍德利等一批工人运动的领袖对传播凯洛格——坎贝尔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鲍德利认为，发行货币是政府神圣的义务，在这一功能和公共利益之间不应有任何其它因素（即私人银行——笔者）介入。鲍德利建议通过扩张通货供给以维持低利率从而有利于农民和小企业利益群体。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货币政策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1872年全国劳工改革党的第一个纲领，即开宗明义地说：“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纯粹的以国家信用和资源为基础的、直接向人民发行的、无任何银行公司体系介入的全国流通媒介，从而建立公正的资本和劳动分配的标准。”（注：Robert H.Walker,Reform in America:The Continuing Frontier,Lexington,1985. P.245.）
1873年《工业时代》创刊，其前身是著名的宣传硬币主义观点的《伊利诺伊农业杂志》。该刊创办第一年就开始发表主张扩张发行绿背纸币的文章。《印第安纳农民》和《依阿华家园》（即后来的《西部农业杂志》）也在同年皈依绿背纸币派。1873年恐慌后，绿背纸币主义者的力量迅速壮大，其目标是确保充分的货币供给，摧毁货币垄断和减少债务负担。70年代早期，在各州形成了不同名称的第三党，如独立党、反垄断党、改革党和农民党。1875年，绿背纸币党形成。该党包容了上述诸党而成为农民的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同年，坎贝尔作为绿背纸币党成员进入国会。1876年，绿背纸币党提名彼得·库珀为总统侯选人参加竞选。该党的纲领要求废除1875年《恢复硬币支付法》，扩张发行可与政府债券兑换的法币即绿背纸币，利息为100美元每天1美分。但绿背纸币党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得票不到总数的1%。在1878年大选中，绿背纸币运动达到了顶峰。该年绿背纸币党获得了10%的选票，在国会赢得了14个席位。
在国会和司法界，农民和劳工运动的代言人遥相呼应，为维护绿背纸币而进行斗争。结果使共和党政府撤回绿背纸币的行动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在1868年大选中，民主党政纲明确反对恢复硬币支付，提出要维持“一种为了政府和人民、劳工和公职人员、领津贴者和战士、生产者和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通货”，（注：K. H.Porter and D. B,Johnson,National Party Platforms,1840-1856, Urbana 1956.p.38.）即绿背纸币。与此同时，相关的问题也引起司法界的激烈争论：国会发行绿背纸币，并使它成为支付一切公私债务的法币，尤其是支付在《法币法》确立前形成的债务是否合宪？最高法院于1870年2月27日对第一宗绿背纸币案，即赫伯恩诉格里斯沃尔德案作出判决：以绿背纸币支付《法币法》颁布之前（1862年2月25日）债务不合宪。而且以蔡斯为首的最高法院多数派还将这一判决应用于战后债务合同争端的审理。但在1871年5月1日诺克斯诉李案中，新增补了两名法官的最高法院，又以5:4多数票否决了赫伯恩诉格里斯沃尔德案的判决，并宣布以绿背纸币作为法币支付一切债务为合宪。（注：K.H.Porter and D.B.Johnson,National Party Platforms,1840-1856,Urbana 1956,pp.46-47）1873年9月的银行恐慌和紧随其后的经济紧缩，又激起了重新扩张绿背纸币发行的要求，以致1874年，一个最初建议从1876年1月1日始开始恢复硬币支付的法案，竞被修改成一个扩张绿背纸币发行的法案，即所谓《通胀法案》。1875年《恢复硬币支付法》的通过，虽然给于绿背纸币主义者沉重一击，但共和党人希望彻底消灭绿背纸币的企图也未完全得逞。1878年的《白兰德·艾利森法》还是保留了绿背纸币。该法指示财政部长立即停止取消绿背纸币。当时绿背纸币的流通量是3.46亿，超过了《恢复硬币支付法》规定的3亿美元的最高限量。更重要的是《艾利森法》规定财政部接受或赎回绿背纸币后不得销毁，而将重新发行和再次支出，使之保持流通。该法使绿背纸币长期成为美国货币供给的一部分。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5-9 09:31
1879年《恢复硬币支付法》生效实施后，绿背纸币运动走向衰落，但其精神却长久留存。这个精神就是：呼吁联邦政府负起发行货币的职责，直接向“人民”发行政府信用货币，要求联邦政府扩张货币供给，以确保农民获得充足的货币，并减轻农民的债务负担；要求联邦政府对经济积极干预，保护以农民为主体的弱势人群；反对私人银行的货币权力，反对私人银行发行纸币，控制信贷，以确保农民以低利率获得便宜的信贷。这一精神在随后的农民同盟运动、平民党运动、白银运动中都有明显体现。
由于引发绿背纸币运动的根子，即价格和债务问题并未消除，因此，绿背纸币运动衰落后，它引发的农民运动却方兴未艾。斗争的农民逐渐走到一起，并形成地方的、地区的乃至全国性的组织。1879年，在德克萨斯和伊利诺伊州出现了农民同盟的早期组织，短短几年中整个德克萨斯遍布120多个农民同盟。到1887年，德克萨斯的抗议者将运动向北扩展到达科他州，向东扩展到卡罗莱纳州。农民同盟在整个南部植棉地带和中西部种粮州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1886年8月，农民同盟在德克萨斯的克莱伯恩(Cleburne)召开了全国会议，要求停止价格紧缩，放弃金本位，由财政部发行适应季节性信贷需求变化的、具有供给弹性的法币。1889年在圣路易斯同盟大会上，又一个破产商人查尔斯·W·麦丘恩公开提出激进的货币改革计划：由政府提供信贷的分库制。这是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该体系将“以人民的名义”创造货币，确保为生产性企业提供充足的信贷，使生产者免于私人银行之控制。其具体措施是，美国财政部在每个县建立联邦仓库和谷物输送设备，以贮藏大量农产品。这些数量逾千的分库可作为货币创造的阀门。农民可将自己的谷物和棉花存储于分库作为抵押，或以土地作价抵押，从而获得利息为1至2%的贷款。财政部支付给农民法币，即由政府印制作为国家通货的绿背美元。如此政府就通过给农民发放贷款而创造货币，并投入流通。理论上，当农民出售农产品归还贷款后，通货就回流财政部，从流通货币供给中抽出。农民同盟所建议的新的“绿背纸币”，实际上是可以“支付一切公私债务的法币”。这种政府信用货币的供给具有某种弹性，可通过联邦政府管理而扩张和收缩，从而满足市场的信贷需求。农民同盟的目标是通货膨胀，即使价格上升，以缓解债务负担。为达到这一目的，货币供给必须大大扩张，财政部将发行政府纸币作为法币从而代替私人银行券流通。私人银行将从货币发行和信贷供给管理领域中退出。
绿背纸币运动衰落后，另一种救世药方又代替了它。这就是要求自由和无限铸银的白银运动。白银运动和绿背纸币运动本质上没有两样，都是为了实现通货膨胀。1892年，由西北部农民同盟和南方农民同盟的少数派联合组成人民党，或平民主义党，并在奥马哈召开第一次正式的全国会议。其纲领要求自由和无限铸银，政府发行一切通货，每个人头增加50元通货，反对单一金本位制，反对私人银行控制信贷和货币发行，并支持农民同盟的分库计划。其侯选人詹姆斯·B·韦弗将军参加过绿背纸币运动，曾出版过亲农民和劳工、反银行的、题为《召唤行动》一书。他在1892年总统选举中赢得1200万张选票中的100万张，22张选举人票。为了实现通货膨胀目标，1896年，平民主义党与布赖恩领导的民主党白银派合流，全身心投入到白银运动中去了。1996年大选期间，白银运动达到高潮。36岁的布赖恩因其著名的“金十字架”的演说而成为民主党的总统侯选人。布赖恩说，“自由银意味着人民将重新获得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这个控制被银行篡夺了。”“铸造和货币供给的权力是政府的功能”，“那些反对这一建议的人告诉我们：发行货币是银行的功能，政府应走出银行事务。我与杰弗逊站在一起，告诉他们：发行货币是政府的功能，银行应走出管理事务。”（注：Arthur M.Sehlesinger, Jr.,ed.,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1789-1968,Vol.2,New York,1971. P.1847.）
绿背纸币运动、平民主义运动以及白银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主义者要求政府发行纸币，干预经济，保护弱势人群，反对私人银行发行货币，反对集中货币权力的精神却长期存在。作者: 達爾文 時間: 2015-5-9 16:10
近年来，一个被公众逐渐淡忘的政治学名词又频频出现于西方媒体，那就是“平民主义”（populism）。从2008年大选开始，平民主义的“幽灵”就在美国大地徘徊，并给这个为金融危机所笼罩的选举年制造了诸多的悬念和惊喜。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平民主义的胜利，而这场胜利的余波正在持续涤荡着美国社会。发表在2009年3月26日《经济学家》的《血色将至了吗？》（Will There Be Blood）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平民主义的复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假想的，但基本上是属实的”。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当时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利用刚刚到手的政府补贴大量发放管理人员红利的丑行，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人民的愤怒。题目沿用的是根据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Jr.)发表于1927年的小说《油》（Oil）改编的电影名《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该电影展现的是美国镀金时代石油大亨的贪婪腐败，而《经济学家》文章暗示的是，美国的金融保险业管理层如果继续置人民的感受于不顾，将可能激发人民的反抗和平民主义的复活。同一时期其他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拾起平民主义的话题，让人们重新回忆起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平民党运动。
如果说当年那场政治运动的“他者”( the other)是工业巨头、金融寡头和政治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在这场始自2008年大选的“平民主义”潮流中的“他者”就是华尔街金融和保险业的投机分子和放任、支持他们的政府机构。金融危机带来的无奈和恐慌让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金融领袖们感到失望，在这种氛围下，声称未受政治污染的奥巴马就成了人民的代言人。在奥巴马的支持者中，种族和宗教的界限已经模糊。“人民”包括了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就像奥巴马在竞选中强调的那样，没有非裔、亚裔和白种美国人，只有美国人。不管美国社会现在的种族问题是不是真像奥巴马说的那样已经得到解决，美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黑人总统的事实已经说明，这个由清教徒开创的国家在种族、文化融合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早期关于平民党运动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约翰·D.希克斯(John D. Hicks)的《平民主义者的反叛》。希克斯以西部大平原边疆地区和南部棉花王国农场主的经济状况为背景，分析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农民遭遇的经济困境。农产品价格下跌，运费高涨，信贷制度苛刻，以及自然灾害连续不断，促使农民们试图通过联合行动来改变现状。所以，希克斯的结论是：“艰难世事造就了平民党人。”希克斯主要是从经济环境和党派政治角度看待这场运动的，对其民主成分基本持肯定态度，其学术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和一般公众对平民主义的评判是诟病多于褒扬。用当代著名平民党运动专家小罗伯特·麦克马思（Robert C. McMath, Jr.）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许多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不再着迷并将其看作是民主的‘过火’表现的时代。”而一些社会科学家更将其看作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平民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和麦卡锡主义有相似之处。霍氏也对他所作的批评进行了如下解释：
与古德温《平民党人时刻》差不多同时出版的还有麦克马思的《平民党先锋》（1975）。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注重通过量化来确定农民的经济能力和经济问题，以及由投票比例决定的政治力量，并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或马克思理论（有些研究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完成的）来进行社会分析。古德温和麦克马思等人对“运动文化”的强调促成对平民党意识形态的重新评估，认为这种民主合作文化是对不公平的货币体系和公司控制政治现象的挑战。如果说早期希克斯、霍夫斯塔特和波拉克对平民党的定性分别是自由派的（liberal）、反动的(reactionary)和原始社会主义的（proto?socialist）,后期古德温等人的研究中则将其看作共和主义和生产者主义（Republicanism and Producerism）的潜在结合，强烈的农业主义信条不可避免地使其走向反公司和反垄断，但平民党人却从未反对资本主义。要合理地理解平民党人的诉求，还要回到内战和重建之后的美国，了解一下美国农场主们的真实处境。
内战后美国农场主的联合应该追溯到1867年“格兰奇”（Grange,全称为“National Grange of the Patrons of Husbandry”）的建立。这个带有秘密色彩的农民自发组织最初的目标是为农场主提供教育和社交的机会。其领导人奥利弗·哈德森·凯利（Oliver Hudson Kelley）原是农业部的一名办事员，在内战结束时巡视了南部的农业状况，回华盛顿后着手组织了这样一个互助组织。随着内战后农民处境的日益困窘，格兰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当时最大的合作网络组织。到1875年，格兰奇的成员已经超过了85.8万人。其功能也由初期的教育和社交发展为以经济上的互助合作为主，在许多州设立供销代表，为农场主生产资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作代理，甚至尝试着建立自己的农具工厂。艾奥瓦、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州的格兰奇参与者还推动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格兰奇法”的州立法，对铁路和谷物升降机等进行严格地规范。1874年在圣路易斯全国会议上，格兰奇参与者通过的宣言明确要求：反对贷款制度和抵押制度，反对垄断资本，反对高薪金、高利率和商业暴利等有可能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但又明确声明格兰奇们不是资本的敌人。格兰奇运动到1880年代走向衰落，脱离格兰奇的一部分西部小农投身于绿背纸币运动。但从圣路易斯宣言中可以看出，美国中小农场主的平民主义要求已经在格兰奇运动中得到全面申述。
古德温和麦克马思等平民党运动研究专家们通常将以农场主联盟为主要载体的平民党运动溯源于美国南部农民的反抗。首先组织起来的是得克萨斯东部的小农场主。1877年9月，一批农场主聚集到兰帕萨斯县的一个农场中，成立了互助骑士团（Knights of Reliance），后改名为农场主联盟，并迅速在南方各州扩展开来。从187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农民联合组织先后在南部和西部平原一带出现，其功能主要是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解决农民经常遇到的信贷问题、运输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和种子化肥等生产用品的供应问题，在一些公共服务上可以与政府和铁路公司进行谈判。如在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农场主联盟就曾通过集体行动获得了成功议价。这些农场主联合在性质上都属于经济组织，但如果从党派政治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组织，以及后来成立的人民党，事实上都是农场主和其他被民主、共和两党忽视和抛弃的阶层成立的保护和代表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组织。
进步派与平民党人的组合没有持续多久，到20年代中即出现分化。1925年7月，在围绕世界瞩目的田纳西州约翰·斯科普斯案（Scopes Trial）的辩论中，维护《圣经》、反对进化论的老牌平民党人布莱恩和支持进化论的芝加哥进步派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各不相让，平民党与进步派的分野由此形成。（1925年7月，田纳西州戴顿的约翰·斯科普斯因教授进化论违犯州法被捕受审。克拉伦斯·达罗和达德利·费尔德·马隆为其辩护，而布莱恩则是起诉人之一。结果是斯科普斯被判有罪，并被罚款100美元。这场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审判被讽刺为“猴子审判”。该条州法直到1967年才被废除。详见：Eric Foner, Voices of Freed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pp.123~12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 p.446.）中西部和西部一些州中的平民党人推动出台了一些令自由派感到震惊的立法，其中包括教科书审查制度。到30年代，平民党人形象被认为在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的著名油画《美国的哥特人》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足见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下降。而休伊·朗（Huey Long）和库格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等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平民党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对进步派中国际主义的攻击，更让二者走向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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