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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论美国工会运动（原则和组织，战略和策略。 [打印本頁]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8 02:53     標題: 论美国工会运动（原则和组织，战略和策略。

原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福斯特
一 我的早年
　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我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汤吞城（Taunton）。七岁到十岁，我一面上学，一面卖报；但到十岁时，由于家庭收入微薄，就不能不离开学校，去就业了。一八九一年，我在一个雕刻匠那里当学徒；这是我生平的第一项职业。

　　我二十六年的工人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一长段生活中，我曾在各种产业部门中做过工，包括化学工业、伐木、五金业、屠宰业、农业、海运、铁路、建筑等等；工作的地区，东起纽约，西至加利福尼亚州，南到佛罗里达州，北到华盛顿州。我在雕刻匠那里工作了两年，但因他给我的工资太低（第一年每周一元半，第二年每周两元），我终于离开。我继在本地的“麦克勒尔、斯密斯与齐登”（Mackellar, Smith and Jordan）铸字厂找到了工作，工资每周三元；在一年半的工作中，我学到了不少的铸字技术。在这一时期里我开始以极大的兴趣和同情，注视着工人们的许多次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

　　我所亲身参加的第一次罢工，是一八九四年菲列得尔菲亚（录入者注：现通译费城）电车工人的罢工，那时我十四岁。罢工只持续了一星期，但斗争却是激烈的。在第十五街和商场大街一带，骑警队向罢工者的和平进行队伍施行恶毒的攻击；这些恶棍鞭打我们，并将我们冲倒在地。这是我在阶级斗争中所受的洗礼，对于我的整个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十年间，我正在长大，也正是工人们进行积极斗争的时期。这时期内工人所表现的斗争性，是其后二十五年中无与匹比的。那时正当劳工骑士会（Knights of Labor）的全盛时代，美国劳动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也刚在创建之中。美国历史上几次最伟大的罢工，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一八八六年，以芝加哥为中心，发生了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罢工风潮；这次风潮展开了工人阶级表现高度斗争性的十年。这次风潮激动了各地所有的工会，结果使罢工运动中一些英勇的领袖，如巴森斯（Parsons）、施派斯（Spies）、恩吉尔（Engel）、菲锡尔（Fisher）、林格（Lingg）等人，受到法律上的陷害。这一次历史性的斗争之后，又接着发生了同样著名的一八九二年的和谟斯忒德罢工（Homestead strike）；当他（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当地”之误）的钢铁工人，虽然在和日益膨大的钢铁托拉斯搏斗中节节败退，但在武装斗争中却击退了“宾克顿侦探社”（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1]的恶棍，并且用武装占领了钢铁工厂。接着，在一八九四年五月，正当工业危机严重的时候，发生了戴伯斯（Eugene V. Debs）所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的大罢工；但由于联邦政府使用暴力，加以美国劳动联盟和行业工会负责人的出卖，罢工被镇压下去了。同时，在落机山脉（录入者注：现通译洛基山脉）区域各州的金属矿工中，也发展了一连串的美国劳工史上最为突出和艰巨的罢工；在这一地区里，在海渥德（William D. Haywood）的领导之下，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的工人们在许多次罢工中对公司所雇用的恶棍和各州地方军队进行了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的另一著名运动，是柯克赛所率领的各地失业群众向华盛顿的进军[2]；这个运动大大地鼓动了工人阶级，因为工资的剧减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使他们陷于穷困的境地。

　　当工人们在以这些英勇的行动抵抗美国资本主义的时候，中部的小农阶层对政治的不满，也高涨起来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制造商及商人等，也因为感受着日益增长的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而表示不满。早在一八九〇年，他们已促使国会通过了《薛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明知无济于事，仍想借此阻止垄断资本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严重的工业危机，更使他们满怀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

　　一八九六年布赖安（Bryan）领导的民主党运动，就是在工人、农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的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中开始的。这一运动虽然包括了不少工人份子和城市中产阶级份子，却是由农人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发动的，而且农人是运动的骨干。

　　这许多伟大的运动深深地激动了我。这一时期的激烈的罢工运动，尤其使我关心，并鼓舞了我的热情。的确，关于一八八六年的事，我只是从年长的工人那里听来的，但他们都保留着当年的传统，我则以热烈的心情继承了这一传统。至于一八九四年的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的罢工，我是记得相当清楚的；当时报纸上关于落机山金属矿的激烈罢工运动和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工人的多次斗争的消息报导，我都仔细读过，因此启发了我和工人阶级血肉相联的感觉。我屏气凝神地注意着“柯克赛军”的进展消息。每天早晨，在去到工厂的路上，我总是滞留于菲列得尔菲亚第十三街和费尔柏特街交叉之处，为要在柯克赛设于菲列得尔菲亚城的征求参加进军者的办事处，读读公告，知道全国各地失业军的进展情形。当柯克赛在华盛顿因“践踏国会前的草地”这样一个可笑的罪名被捕，而使整个运动达于低潮时，我悲痛达于极点。但是，在启发我的阶级感情中起了最大作用的一件事，还要算伟大的和谟斯忒德钢铁罢工。我那时才十一岁，但我记得，当局将菲列得尔菲亚的国民军派到匹兹堡去镇压罢工时，我和父亲是一样愤慨的。

　　种种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将我天生的无产阶级本能，迅速地转变为真正的阶级觉悟。我的认识很快地越过了布赖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极限，走上了革命世界观的途程。

　　我在产业工作中的经验也渐为增广了。截至一九〇〇年年底，除去以前所做过的工作外，我已先后在宾夕法尼亚的勒丁城（Reading）和佛罗里达州的约克孙维尔城（Jacksonville）两地的肥料工厂中做了三年工；在约克孙维尔时，我已经能够装配汽管和管理固定动力机，并成了渗和肥料的熟练工人。这三年中，我还在佛罗里达州的锯木厂从事过偿债劳动，在“宾夕法尼亚和勒丁”（Pernsylvania and Reading）铁路公司管过两个月制动机，还在纽约城第三街的电车上当过六个月的司机，并于此时第一次参加工会，即电车工会。当时纽约电车业的情形是很糟的；工人毫无组织，工资和工作条件全由公司方面武断规定。我于是决心改变这一切，企图将电车工人组织起来，而因此被开革了。

　　我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宗教的看穿，是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准备，而我的转变，就在一九〇〇年夏天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我开始以热爱的心情读着社会主义的文献，竭力了解当前的运动。一九〇〇年秋，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勒丁城附近怀屋密新（Wyomissing）一家肥料厂做工的时候，正逢美国大选，社会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是戴伯斯和约伯·哈里曼（Job Hariman）。那时我才十九岁，没有投票权，但却伴随了另一个工人，即我的姐夫乔治·麦克维，走了六英里路去“帮助他”投社会党一票。同年，我加入了社会党（Socialist Party）；那时的社会党，是刚从社会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3]分裂出来的新政党。

　　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四年，我在革命中的发展遭受了一次无情的阻挠。我童年时在铸字馆里整天和铅为伍的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其后三年在肥料制造厂的工作，由于工人的健康在劳作时毫不受保护，整天蒙在含有毒素的灰尘中，把我的身体拖垮了，医生竟至说我有肺病。正和以前的广大工人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疏漏了“众”字）一样，我咬紧牙关替资本家赚利润，而几乎因此遭受不时的死亡。我于是辞去工作，收了摊子，出发往西部去，沿途过着流浪工人的生活。

　　到了俄勒冈州以后，我做了几个月码头上的工作，和伐木及修筑铁路的工作。一九〇一年初冬，我坐着一只横帆航船离开了俄勒冈州的州会波特兰。航船名叫比加苏斯，是只英国的四桅船，载着麦子，将要经由揆普忽恩到南非的揆普坦（录入者注：现通译开普敦）去。我的海上水手生涯，也就是我的工人生活中最有趣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就这样开始了。在这段生活中，我环绕世界航行了一个半圆周，连同停留在南非、澳洲和南美洲沿岸的许多时间在内，前后共经三年，历五万英里。这次航行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饥饿、磨难、危险和低额工资，使我遭受了最残酷无情的剥削，并大大地帮助我坚强了我的革命信念。

　　我最后一次当水手，是在一只名叫“卡地干号”的船上。船到英国北西尔茨就将水手解雇了，我于是搭汽船回到菲列得尔菲亚。我在菲列得尔菲亚加入了“大西洋岸海员工会”（Atlantic Coast Seamen’s Union），打算就此在东岸当水手。但西部又给了我不少诱惑，我再度流浪到俄勒冈去。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初到达那里时，正赶上大选，可以投戴伯斯的票。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我在波特兰地区做工，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党的活动。我向当地党支部缴纳党费，并开始阅读党的文件。

　　这三年中，我在以太平洋沿岸地区为特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的各种行业中工作，包括农业、伐木、锯木、建筑、修建铁路和火车上的工作等。我真成了一个典型的西部流动工人。

　　我在“俄勒冈铁路和航船公司”（Oregon Navigation and Railroad Company）找到了工作，即在波特兰—尤马地拉地区当机车火夫。做了六个月的苦活以后，我请求加入“机车火夫和司机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 and Engineers），心想渐渐升为司机。但尖锐的工业危机在一九〇七年爆发了，于是我就失业了，所定计划也被全部推翻。

　　这几年中，我对革命的了解和我的革命热情，都提高了。我是社会党的极热诚的拥护者，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社会党组织，正因激烈的和日益发展的内部斗争，在起着分化。党的机会主义政策，是党被中产阶级支配的恶果。党内的革命工人份子，对小资产阶级的操纵和机会主义的统治，是深为不满的。我很关心这一党内斗争，并很快地成了斗争中的左翼的一员。我在阶级斗争中的经历和理论学习，已渐将我造成一个有斗争性的人。我已经认识到一个基本点，那就是：阶级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战斗。我深信所谓将资本主义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计划，是终于无效的。因此我坚决地和无产阶级份子结合起来，而他们的要求则是将社会党变成一个革命的组织。

　　一九〇七年的工业危机，逼迫我离开波特兰，到西雅图去找工作。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西雅图做建筑工人和锯木工人。

　　我到西雅图时，社会党的内部斗争已经尖锐化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者集团把持着州（指华盛顿州——译者）的党组织；大多数党员群众倾向于左翼反对派。这一斗争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于党的领导权的争执，以后又引起许多别的问题，但主要还是领导权问题。

　　一九〇九年初，当州的党代表大会在艾佛来特举行时，情势发展到了最高点。左翼拒绝参加大会，召回了代表，另外举行了一个自己的代表大会，并自行选举了州书记。华盛顿州于是有了两个社会党。这时，机会主义集团所控制的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左翼的党代表大会为非法，承认右翼所选出的州书记，并给左翼份子以用个人身份重新入党的机会，但很少人参加。我们起初还想维持自己这个社会党，但由于党员不愿用“社会党”这个为人憎恨的名字，这一政策便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动员自己力量的新办法。

　　由于一九〇九年华盛顿州党组织的分裂，我们不得不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新的组织形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当时一般的左翼份子一样，头脑中充满了但尼尔·德里昂（Daniel de Leon）派的工团主义理论，但我们终于决定不参加德里昂所领导（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漏“的”字）社会劳工党。社会劳工党的极端宗派主义使我们起反感；至于德里昂的教条主义空想，与其说是我们分析到的，不如说是我们感觉到的。我们决定组织新党，而事实上也办到了。

　　经过不少艰难，新党于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西雅图出现了，它取名为“工资劳动者党”（Wage Workers Party）。它的寿命十分短促，从成立到垮台，才不过八个月。这个党的性质，可以说是介乎社会劳工党和一九〇五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之间的。像它这样一个党，在阶级斗争中是不能存在的，因此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了。党的机关刊物是《工资劳动者》（The Wage Worker），只出了一期。这一运动中的积极份子中有约瑟夫·曼莱（Joseph Manley），他后来成为共产党在工会中起积极作用的领袖。

　　工资劳动者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党左翼最早的结晶之一，在于它是一九一二年大斗争和一九一九年社会党全国性分裂的先驱。在全世界的社会党内的革命份子反对改良主义领导阶层的斗争中，工资劳动者党代表了局部的战斗。

　　我对于工资劳动者党的成立并不十分热心，而且就在发动成立这个党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已转到世界产业工会方面去了。一九〇九年秋天，我从西雅图到斯波坎（在华盛顿州西部——译者）去，当地正进行着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我是去为泰塔斯（Titas）主编的《工人报》（Workingman’s Paper）（原名《西雅图社会主义者》）采访消息的。

　　刚到斯波坎，我便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世界产业工会的斗争精神极好，与社会党的爱说空话，真是一个尖锐的对比，因此使我衷心赞同。我被捕后，在狱中住了两个月，并在此时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被释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和当局谈判结束这一斗争，我被任为委员会的负责人，而谈判的结果，世界产业工会获得了几乎是完全的胜利。

　　我之所以参加世界产业工会，主要是由于我对社会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和政策的憎恶。由于社会党改良主义瘫化了斗争，使我轻率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般性的政治行动是无效的，工人阶级求解放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战斗的工会行动，达到同盟总罢工的高潮。但这个结论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它将政治行动和社会党的机会主义混为一谈，从而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武器抛在一边。经过许多年后，我才纠正了这一基本错误。

　　同时，战斗的世界产业工会的影响，以及法国劳工总同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Labor of France）的惊人胜利，使我采取了工团主义的观点。这一法国的工团主义组织，当时正领导着许多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同盟总罢工，鼓动着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我决定到法国去亲身学习法国的工团主义。于是在一九一〇年初，我带了一百块钱，先流浪到纽约，不久便到了巴黎。

　　我在法国住了六个月，一面紧张地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一面争取能说法文和看法文书。法国工团主义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和美国世界产业工会的政策也很不一样，因此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个特征就是：战斗的工人并不退出保守的工会，另行建立合乎他们理想的新产业工会，而是在保守的工会中争取实行自己的政策。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策略和主张以战斗的少数人起作用的理论，较之世界产业工会建立重复性的产业工会的政策，和幼稚的“工会中无领袖，所有会员皆领袖”的理论，是高明得多，聪明得多的。我决定在回到美国以后就这两个问题在世界产业工会中提出，而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两点看法在我所作的工会活动中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离开法国后，又到德国住了六个月，零碎地学了些德文。我在德国的经历加强了我的工团主义的看法。德国的社会民主派显然是不革命的；这一点，加上该党控制下的保守的群众性工会和劳工组合所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相信的革命的工团主义政策是必要的。德国工团主义的工会，由于宗派主义的作风而被孤立，这更使我相信：假如按照世界产业工会的计划，从旧有的工会中撤退出来，简直就是将群众性的工会拱手让给卡尔·赖强（Carl Legien）[4]去控制，而断送了前途。只有在群众性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才是好的策略。我于是得出结论：双重工会主义（dual unionism）的政策，在德国和美国的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我原定在德国只住六个月；快要期满时，我赶着学习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想要达到能够看书的程度，以便去西意两国各住六个月。正在此时，美国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圣约翰（Vincent St. John）给我来电报，要我代表世界产业工会出席国际工会书记处（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Secretariat）即阿姆斯特丹国际（Amsterdam International）的前身的会议。会议将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到十二日在匈京布达佩斯举行，我于赴会途中，在德来斯顿（录入者注：现通译德累斯顿）列席了全德工会会议，亲眼得见赖强的雷厉风行的官僚主义的实际表现。因为没有钱，我从纽伦堡步行了一百五十英里才到达德来斯顿，不久又接到圣约翰的电报，要我立即回美国去参加即将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的代表大会，我遵从了他的指令。

　　我到芝加哥时，刚好赶上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是立即着手争取这个工会采取在保守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政策。为要促成政策上的根本改变，我发动了积极的斗争，并得到了杰克·约翰斯顿（Jack Johnstone）、约瑟夫·曼莱、杰·福克斯（Jay Fox）、杉姆·汉末斯马克（Sam Hammersmark）等积极份子的支持。当时世界产业工会的内部情况，可以使我们顺利地进行宣传鼓动。这是因为一九〇五年代表大会上表现的蓬勃气象并没有能保持，世界产业工会的人数逐渐减少，影响也日益减弱，出席大会的只有三十一名代表。从会员的思想说，产业工会几乎成了一小撮顽固的宗派主义份子的团体，他们只知一味反对政治行动和宗教。戴伯斯和德里昂都在产业工会拒绝从事政治活动时分裂出去了。会上弥漫着悲观空气，而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世界产业工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但是，一项重要事件，却同时在发展着；由于这个事件，我们在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的刚有起色的宣传活动，受到颇为重大的打击。这就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世界产业工会所领导的罗凌士（Lawrence）二万三千纺织工人的罢工。罢工的斗争很尖锐，领导得很好，结果是工人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世界产业工会声望大增，并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在这以后的短短期间内，世界产业工会又在培特孙（Patterson）、亚克琅（Akron）、小瀑布（Little Falls）、黎顿（Lytton）和在麦沙巴（Mesaba）铁矿区及华盛顿州的伐木区组织了一连串的重要的罢工。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罢工浪潮中，工人多次赢得了资本家的让步，使得世界产业工会达到保罗·布列森顿（Paul Brissenden）教授所称的“势力的顶点”[5]。悲观空气消失了，世界产业工会的积极份子都很高兴。圣约翰热情地宣称：“罗凌士地区各工厂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必然垮台的开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提出的将世界产业工会和旧型工会合并的建议，是全盘失败了。主张双重工会的情绪，又在各方左翼分子中间重新高涨起来；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将世界产业工会当时的兴盛，正确地看作是“昙花一现”。

　　世界产业工会内部主张“双重工会”的情绪的复活，使得我们不得不改变策略。我们新组织的几个团体，开始从世界产业工会中分裂出来，参加到美国劳动联盟内部去活动。首先采取这一路线的是约翰斯顿在英属哥伦比亚纳尔逊（Nelson）城所组织的工团主义同盟第一分会。不久以后，我们才在美国劳联在其他各地的机构中有了自己的组织，包括堪萨斯、奥马哈、芝加哥、明尼亚波利斯（录入者注：现通译明尼阿波利斯）、英属哥伦比亚的凡科佛城、圣路易士、旧金山、落山机（录入者注：现通译洛杉矶）、西雅图、塔可马及中部和西部的若干其他城市。

　　至于我个人，我最后一次缴纳世界产业工会的会费，是在一九一二年二月。我那时是铁路工人，因此在芝加哥参加了属于美国劳联的本行工会，即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工会（Brotherhood of Railway Carmen of America）。

　　我们在新运动开始时所依靠的力量，几乎完全是来自世界产业工会的。社会党的左翼份子充满着世界产业工会所主张的双重工会的情绪，我们和他们完全没有联系。

　　由于我们的运动还很弱小，不能召开全国会议或代表大会。在各地组织的同意之下，由芝加哥的地方组织起全国中心组织的作用，并选出了执行局，以我为中央书记。我们的组织名为北美工团主义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我们采取这一名称，是因为同盟尚包括加拿大的一些组织，并且打算将活动范围扩展到墨西哥去。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一共存在了两年，即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在当时蔓延着的工业危机的压力之下，这时的工人斗争日益高涨。美国劳联所属的各个工会迅速地发展着，并组织了好几次重要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会也发展了，并且也领导了许多次斗争；社会党的党员数目，一九〇九年为四万一千四百七十九人，一九一二年为十一万八千零四十五人；同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所得的票数达九十万，超过该党在以前任何一次大选中所得的票数。赛渥德·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录入者注：现通译西奥多·罗斯福）尽管竭力想以他的“进步党”[6]运动来解除劳苦大众的精神武装，仍然不能组织上述这一切的发展。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虽然从事了不少活动，但终久（录入者注：意思应即“终究”）不能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同时，它的活动仅限于芝加哥以西的地区，也就是向来属于世界产业工会势力范围的地区，而始终没有深入工业发达的东部。就成份说，同盟的会员，主要是些技术工人，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生长在美国的。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工人中积极份子的实际数目，不超过两千；他们所领导的工会会员人数，至少有十倍或二十倍之多。同盟的影响，是不能单从它的人数看的；它所办的刊物所发生的影响尤大。同盟存在了两年之后就衰落了。一九一四年夏天，中央机构解体了；只剩下些互相没有联系的积极份子，散在各个工会中进行活动。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显示着一般工团主义运动的基本弱点；这就是说：纲领中将工人的革命问题，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过于简单化了。

　　尽管同盟存在的期间很短，却在左翼中间留下了它的痕迹，使它在美国革命史上，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同盟所代表的，是美国的革命工人第一次想要将工会的领导权从反动的工会领袖手上夺取过来的有组织的斗争；因此，它的主张较之当时和左翼紧密结合着的双重工会主义，是大大地进了一步。先前的革命者也曾为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从事过斗争，但只限于芝加哥施派斯等人和早期社会劳工党的先进们所进行的几次。然而这些斗争发生的时候，左翼还没有染上双重产业工会主义的长期病症。向这一个起着瘫痪作用的双重工会政策首先发动了严肃的进攻的，正是北美工团主义[联盟]（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应该是“同盟”之误）。

　　对于我们这一小群工团主义者说来，同盟之不能长期立足于劳工运动中，无异于当头一棒。但是，我们所坚持的意见，即“左翼的现行政策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并没有因这个打击而发生动摇。因此当同盟还没有垮台时，我们就着手建立新的全国性组织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集中表现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在圣路易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有芝加哥、圣路易士、奥马哈和堪萨斯城等地的代表，建立了国际工会教育同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ae），确定芝加哥为全国首脑部的所在地，选定了包括主要地区代表的小规模的全国执行局，并任我为书记。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产生，刚在世界大战爆发了几个月之后，正当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的工业危机，又恰在战时大繁荣的前夕。这时生活费用已在迅速地上涨，工人的不满正在普遍化。工人有斗争情绪，但他们的组织却不能领导他们从事战斗，因而并没有许多斗争发生。美国劳联所属工会的活动，已在工业危机中陷于停顿；世界产业工会在两年前兴盛过一阵，现在却衰落了；社会党则因一九一二年的分裂，至今还蒙受着很大的创痛。

　　客观环境对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是有利的，因此它便将努力的方向，主要地转到无组织的群众方面，将他们组织起来。但是，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活动，始终没有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冬天，我在西部作了七千英里的旅行（当然仍是沿途流浪），从事宣传鼓动，想要将运动展开。散在各地的工会积极份子竭力想组织团体，但没有成功。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在全国范围中的普遍性，竟还不如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不久，教育同盟竟缩小为芝加哥一地的组织；但这个团体，却注定要在整个劳工运动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教育同盟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其原因和工团主义联盟相似。两者都具有工团主义的通常的缺点；两者的左翼，是一贯地反对加入到保守的工会中去的。虽然世界产业工会已经一蹶不振，但双重工会主义却仍是世界产业工会、社会劳工党和社会党左翼所奉行的教条，是批评讨论不得的。一方面，美国劳动联盟腐朽日深，又在托拉斯化的产业中表现得毫无活动的能力，使群众对它不满；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人从联合服装工会（United Garment Workers）分裂了出来，组成了独立的成衣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并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这两件事，都使持双重工会论者更振振有词。此外，使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和一般左翼势力分家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同盟自己所发展的工团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当时左翼中的普遍的宗派主义思想起了激烈的冲突，行将使我们自己的力量在一般革命力量中更形孤立。

　　教育同盟在芝加哥的组织，约有一百人。它在为许多战斗性的运动建立基础时起了作用；不久以后，芝加哥劳联之所以能成为美国当时最进步的工会联合组织，教育同盟又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教育同盟是有其重要性的。芝加哥劳联的进步性，表现于它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间在屠宰业工人中所发动的伟大的组织工作，表现于它在劳工党内部的活动，表现它给予蒙尼和彼林斯（Mooney, Billings）二人的声援[7]。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我们不断地在芝加哥劳动联盟中活动，竭力想建立起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坚强组织。我们的政策之一，是在许多问题上，和芝加哥劳联主席约翰·菲茨派屈里克（John Fitzpatrick）所领导的集团结成统一战线。虽然我们认为菲茨派屈里克对于阶级斗争毫无理论认识，但相信他是个忠实勇敢的人，会尽他的能力为工人作斗争。

　　教育同盟在芝加哥的组织，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时期中当地的罢工运动。我们和那些控制着工会的日益膨胀的流氓势力起了尖锐的冲突，因此成了摩非（Murphy）和渥唐纳（O’Donel）等帮会的死敌；这些帮会，是造成日后恐怖时期的艾尔·加本（Al Capone）的前辈。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全国范围中也展开了。我们向工会刊物投了许多稿，借以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在成千的工会中推销题为《工会运动——达到自由的道路》的小册子。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促使芝加哥劳动联盟决议成立一个芝加哥联合铁路工会（Chicago Railroad Council）。各个铁路行业工会的头目们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群众性运动，因而曾反对我们的建议。一九〇二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误），芝加哥联合铁路工会领导了二十五万铁路工厂工人的全国性罢工。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8 02:53

[1] 这个侦探社，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镇压罢工和在工人中进行密探活动的最凶恶的机构。

[2] 柯克赛是美国当时一位宣传家。一八九四年，他组织了一批失业群众，称为“柯克赛军”（Coxey’s Army），去华盛顿请愿。到华盛顿以后，当局借故将他逮捕——译者。

[3] 社会劳工党于一八七六年成立，是由各个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由于社会劳工党内部的分裂，成立了社会党。社会党除一部分前社会劳工党党员外，还包括中部的社会主义团体。

[4] 卡尔·赖强是当时德国工会的改良主义领袖。

[5] 但事实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的人数，到一九一七年更多了，该会对外宣称有十三万会员。

[6] 一九一二年，赛渥德·罗斯福未能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于是组织进步党，依靠自由主义的政纲竞选，希望第二次连任总统职位。进步党斥责民主、共和两党，说两党都是党棍子所操纵的；但罗斯福却是当时成长着的美帝国主义的激进的代表。

[7] 蒙尼是旧金山一位英勇的工人领袖，久为资本家所痛恨。一九一六年，该地举行主张美国准备参战的游行，途中炸弹爆发，伤了一些人，地方当局乃加罪于蒙尼和另一工会负责人彼林斯，将他们逮捕。入狱后，二人用发宣言等方式，不懈地支援各种革命运动；要求释放他们的斗争，普及于美国和全世界的进步人民。一九三九年，美国政府才在人民的压力下将他们释放——译者。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8 02:53

二 屠宰业中的斗争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一九一七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的“苏”铁路线（Soo Line）当车辆检查员。在这以前，我曾担任过火车造车工会的交涉委员；一年任期满后，该会所属的十三个地方工会一致提出要我连任，我拒绝了，却回到铁路上去做工。我在做巡查货车工作的时候，对于怎样去发动组织工作的问题颇感困难。老实说，我简直想不出办法来。我们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垮了；我自己每星期要做七天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结果我虽是芝加哥劳动联盟的代表之一，却连参加劳联会议的时间也没有。但是到了同年的七月十一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当我去上工的时候，在路上忽然想到，或者可以展开一个组织芝加哥各大屠宰场工人的运动吧；这些工人，是许多年来完全被美国劳动联盟所愚蠢地忽略了的。屠宰业的工人中，除去联畜工人以外，简直完全没有组织起来。[1]他们的境况万分痛苦；同时资方正需要大量的工人，因此便为组织工人的斗争造成一个极好的机会。此外，也许还可以设法使进步的芝加哥劳联支持这一运动。打定主意以后，我就干起来了。造车工会芝加哥区联合会，原是由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所领导的。当晚我就向该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所建造的冷藏货车是屠宰工业的基础，我们这一行在整个屠宰业中的地位是颇为显著的，区分会马上便批准了我的建议。七月十三日，我以区分会代表之一的资格，去参加屠宰工会（Butcher Workmen）第八十七地方工会的会议，屠宰工会其实已经破产了，第八十七地方工会也已经陷于半死状态。但在他们勉强地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双方即于十五日向芝加哥劳联建议由双方共同展开一个组织当地屠宰业中所有各行工人的运动。劳联的负责人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建议；于是，计划产生后不过四天，组织大屠宰业托拉斯工人的运动便开始了。一开始，约瑟夫·曼莱、杰克·约翰斯顿及其他工会左翼份子，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七月二十三日，我们成立了牲畜业联合工会（Stockyards Labor Council），参加的有十二个地方工会，联合工会所管辖的屠宰业工人中，包括屠宰工人、造车工人、机器工人、电器工人、箍桶工人、木工、职员、汽管装配工人、司机及火夫等。我被选为书记；一个名叫马丁·摩菲（Martin Murphy）的普通屠宰工人被选为主席。我们的工作计划是要建立一个联盟式的组织。我们拒绝采用左翼的传统政策，即发动一个新的“统一的大产业工会”，因为像这样一个双重性的工会，将会分散我们自己的力量，一上来就会断送了我们的运动。我们所决定的走向产业工会运动的路线，是建立产业联合组织，将构成这个组织的各行业工会，紧紧地连锁在同一个工会联合会、同一个执行局、和同一批交涉委员之下，借此在整个产业中建立巩固的战线。鉴于一九零四年的大罢工，曾因工人内部不团结和属于两个彼此争执的联合工会的各行业工会间的破坏而遭全面失败，工人们立刻接受这一建立产业组织的计划。我们将产业工会主义的精神，灌注于整个运动之中。

　　在牲畜业联合工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将运动的基础主要建立在非技术工人群众之中；也就是建立在占工人中大多数的、出生于外国的工人和黑种工人之上。黑种工人在芝加哥的六万屠宰业工人占一万二千人，因此是一个十分辣手的问题。虽然屠宰业中的主要工会，即屠宰工会，允许他们参加，但在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许多熟练工人的工会仍旧不让他们进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一件事，便是由于美国劳联的种族歧视政策，使得黑种人的中产阶级份子对我们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在我们着手组织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办法，是使黑种工人参加群众性的各大屠宰工会，以为这样便解决了问题。但黑种人的领袖们立即喊起来，说我们将黑种人放到白种人的工会里去了；他们在工会中只是孤立无援的少数人。因此他们要求另外组织黑种人工会。在我们天真地同意了这一要求之后，差不多只隔了一晚上，指我们为“歧视黑人”的喊声，就在芝加哥最热闹的街上传遍了，结果非常之糟。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采取所谓“街邻政策”，即在黑人区和白人区同时建立群众性的工会，两者都允许白人和黑人加入。这样，我们便结束了是否歧视黑人的争论，并迫使黑种人的中产阶级里的腐化份子，亦即那些屠宰商的代言人，公开出来一般地反对我们组织工人的运动，并主张破坏工会。他们这样的主张，却是很容易被我们打败的，因为后来的结果说明：我们终于争取了大多数的黑种工人，而我们所组织于工会中的黑种工人，其数目之大，是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从来没有过的。

　　但我还是回到上文所说的故事去吧。为要进行这个运动，我们到哪里去找钱和组织工作者呢？美国劳联连一个铜板也不肯给我们，要（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它在芝加哥的组织委员福劳德（Flood）是个既无耻又傲慢的人。屠宰工会这时已是气息奄奄，它的极端反动的负责人，将我们看作暴发的人物，并且是和他们争领导的危险份子，当然对我们是敌视的。筹备工作是由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以及从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做的。芝加哥劳联对我们是友善的，可是最初给我们的经济上的援助，只限于第一次群众大会的费用。但是，经由芝加哥劳联和火车造车工会区联合会的推荐，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总主席雷安（Ryan）非常勉强地任我为组织干事，任期九十天[2]。在我们的工作开展运动显得有希望的时候，芝加哥劳联又任杰克·约翰斯顿为支薪金的组织干事。后来，伊里诺斯州劳动联盟又给我们派了两个黑人来当组织干事；一面我们又间或拉屠宰工会和其他行业工会的交涉委员来帮忙。除此以外，都由我们自己在运动中设法解决经济问题和培养出组织工作者。

　　芝加哥劳联主席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一开始便同情我们的运动，但他对运动的前途却是怀疑的；这原因，便是他染上了普遍于工会份子中的悲观看法，认为屠宰业工人是组织不起来的。但在我们的运动开始收效时，他便积极起来了，最后在这一运动中当了全国主席。在和美国劳动联盟的反动领袖破坏我们的战略所作的斗争中，在和屠宰商及政府进行谈判中，他都做了特别有价值的工作。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我们精神勃勃地开始了组织起来的运动，并将我们的努力，集中于牛肉大托拉斯商人在芝加哥的五个大屠宰场。到我们集会上来听讲的工人很多；但是，由于美国劳联多年来的出卖行为和无能，使他们不敢轻易相信我们，所以加入我们工会的人却很少。在六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中，只有五百个人加入工会为会员。费茨派屈里克说，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自从十三年前那次罢工失败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进展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庞大的屠宰业决不可能用这种一个人一个人去组织的办法。我们无论如何要发动工人集体地加入工会才行。

　　我们这一小小的、具有战斗性的领导集团，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工人组织起来；为此目的，我们准备采取断然行动。我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战斗性的罢工政策，这和冈伯斯（Gomperss）的“不罢工”的战时政策，是丝毫没有共同之点的。我们确信，工人们对罢工是有心理准备的；假如他们看出来采取罢工行动是有希望的，而这一行动又将是有利于我们所宣传的八小时工作制及组织工会的权利等项要求的，便会对我们的努力有所反响[3]。因此我便向我们的小规模的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依靠我们现有的五百个会员，只要有很好的准备，再加上别的产业积极份子的有组织的支援，就可以发动六万广大工人的罢工。

　　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办法，但我至今还认为，假如当时我们实行了这一办法，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组织工作人员们同意了我的建议，但是我们幸好在准备的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把握的办法，通过罢工运动，使群众行动起来。在芝加哥的运动以及一般有利形势影响之下，西部几个屠宰业的中心开始出现了地方性的组织和罢工。因此我建议采取这样的策略，即召集屠宰业工人代表的全国会议，以便准备向屠宰商提出一些要求。屠宰工会的领袖们是美国劳联的典型反动份子；他们感觉到罢工可能发生，因此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当然，他们对于我们的整个战斗性的路线也是反对的。但是，由于他们恐怕会被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抛在一边，又终于勉强地同意了。我们就在他们的抗议声中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向报界公布了，并且扬言：举行会议这一行动，很可能会发展到屠宰业全国大罢工的高潮。

　　第二天，正如我所预料的一般，芝加哥各报登载了刺激性的大标题：《屠宰业罢工在即》。别的屠宰业中心城市也要同样罢工，整个屠宰业由于将要爆发的罢工而在沸腾着。

　　这对于怀着不满的工人群众，产生了有如电一般的效果。终于，他们见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行动，看到了向他们的剥削者反击的机会。而在大批地加入芝加哥各工会时，他们几乎“挤破了大门”。孱弱的屠宰场组织，如狂地发展起来了。例如衰老的芝加哥屠宰工会（即第八十七工会），在报界公布了将要举行罢工的消息以后的第一次集会上，就接收了一千四百名新会员。同样，在西部较大的屠宰业中心城市里，运动的发展如同月桂树的滋长一般迅速；这里包括苏市（Sioux City）、圣路易（St. Louis）、卫史堡（Fort Werth）、俄马哈（Omaha）（录入者注：现通译奥马哈）、堪萨斯市（Kansas City）、圣约瑟（St. Joseph）、圣保罗（St. Paul）、俄克拉荷马市（Oklahoma City）和但维尔（Denver）（录入者注：现通译丹佛）等。成万工人，源源不绝地加入了美国劳联所属的各地工会。我们的策略的胜利，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尽管组织全国庞大的屠宰工业工人的工作，一向被做工会工作的人们认为是一件决不能办到的事情，但我们却占了上风。同时，我们把十二个彼此友善的屠宰业工会，合组成了一个全国性、但联系不很紧密的委员会，由费茨派屈里克任主席，由我任书记。

　　但是，屠宰商也不曾闲着。最初，他们除去派遣大批奸细打进我们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敌对举动[4]。显然他们将我们的运动和过去美国劳联的许多次“斗争”一律看待，认为它也会自己垮台的。但是，当他们认识到我们真有了进展时，却又大为惊异，以实行“开门制度”[5]的工厂的惯技，亦即以开除工会积极份子为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一开除工人的进攻行动，到处都在发生，而于“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Libby, McNeil and Libby）（史威复特公司[Swift]的附属公司）开除了其在芝加哥工厂中的五十个工人时，达到了顶点。

　　我们的战斗的组织工作者的政策，是以举行屠宰工人的全国罢工为目标的。我们估计，只有通过这样一次罢工，屠宰工人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和建立他们工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似漏了“的”字）。同时我们坚信：由于对食品的急切需要，无论屠宰商或政府，都受不了一次战时的屠宰业大罢工。因此，屠宰商对我们的挑战，正好使我们能运用自己的策略；我们为了回答“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的挑战，迅速地举行一次投票，征求关于全国罢工的意见，结果几乎百分之百赞成罢工。于是我们便急忙开始准备罢工；但是，正在这个关头，美国劳联中负全国责任的人出来过问了，由此将运动引到由政府进行调解的路上，亦即被出卖的路上去。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我们当能记得，威尔逊政府为了将频繁的罢工运动引入他途，并防止工会发展到实行“开门制度”的产业部门中去，采取了在战争期间由政府出面和工人订立协定的政策。政府的联邦调解委员会（Federal Mediation Commission），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解决工潮。当然，美国劳联的领导阶层，和这一反对工会的政策，是完全协调的。

　　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和其他的屠宰业积极份子，是反对这种政府的干涉的。费茨派屈里克也反对政府插足其间，但是对罢工却没有信心；我和约翰斯顿的整个策略，却正是要以罢工的需要为基础，通过直接的压力，强迫屠宰商和工会签订协议。

　　但是美国劳联却漠视我们，将政府拉了进来。我们照常例将关于罢工的投票结果，正式通知了劳联，但劳联却未经通知我们，便将这件事交给政府去处理。我们立刻遭到了联邦调解委员会的代表们的侵袭。此后，当我向冈伯斯提出抗议，说他拉出政府来和我们作对时，他却替自己软弱无力地辩解说，我们的电报到时，他不在办公室里，他的秘书勒加德小姐，就将电报送到劳工部去请求调解了，而她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段解释，明白地显示出美国劳联的“战时不罢工”的政策。

　　劳联的这一行动，破坏了我们整个的罢工策略。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否不理政府派来的调解人，迳自举行罢工？但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劳联的领导人将坚决反对，参加我们的联合性运动中的十二个联盟工会的中央负责人，也是一样。我们的牲畜业联合工会自始至终的最大缺点，是它虽然在这一全国性的运动中，起了全部的推动作用和战斗性的领导作用，但是仍然让有关的国际工会[6]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反动的劳联负责人手中；更糟的是，我们不曾有一群有组织的积极份子，去联系其他屠宰业中心城市中的工人群众。

　　一年半以后，在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斗争中，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形。那时我们的委员会正遇到由威尔逊总统、冈伯斯和二十四个钢铁业工会的大多数负责人所提出的要求，即我们应该抛开我们的正在发展中的罢工运动，而相信政府的诡计。本来，以我们的坚强组织，可以不理睬这种叛卖性的要求，而进行伟大的全国罢工。但是在屠宰业的情况下，由于工会新成立，而且我们还不能控制全国，这样做法是很愚蠢的。于是，我们在优势的力量面前让步了，我们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进入了由政府调解的阶段，但不论我们敌人，即屠宰商、政府和美国劳联的最高领导阶层怎样，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的运动日益增长着的力量和战斗性，把我们的运动引向胜利的途径上去。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在周旋了很久以后，我们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于芝加哥和联邦调解委员会草拟了一项协议，其中规定组织工会，成立厂工（录入者注：疑为“工厂”）委员会，说明工人的困难，出席工会年会等项权利；这个协议中同时规定增加工资百分之十，雇用工人时年资久的有优先权，不因“信仰、肤色或不同民族”而对工人有所歧视，公布招零工的日期，废除武断开革工人，废除强迫工人加入的福利团体，设立较完善的换衣室、午餐室和盥洗室等项要求。我们的其他六项主要要求，则提到联邦法官艾尔区勒尔（S. Altschuler）处了，将由他作仲裁决定。

　　一九一八年年初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屠宰业的仲裁法庭，是很有戏剧性的。阿莫尔（Amour），史威复特（Swift）、莫里斯（Morris）、古达希（Gudahy）和威尔逊（Wilson）这五个大屠宰商的代表，是迈尔（Meyer）律师和孔登（Condon）律师；工人方面的代表，是佛兰克·华西（Frank Walsh）和约翰·费茨派屈里克。在三个半星期中，我们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法庭上出现，其中有工人，有经济学家，还有劳工领袖（也包括冈伯斯），而在作证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屠宰业工人恶劣得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屠宰商所正在获取的难以想像的大量利润。阿莫尔自己承认他在一九一七年所得的战时利润，是四千万美元。屠宰业被这样地暴露出来，并且弄得这样狼狈，真的使得我分外高兴。我自己也曾经历过屠宰业工人的痛苦状况，一九一五年冬天，我在史威复特公司的造车工厂做工，由于工资低得可怜，我竟不能买一件大衣来抵御严寒。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艾尔区勒尔法官鉴于我们的运动的战斗性，并且知道假如判决的结果不能令我们满意，必然会爆发屠宰业全国罢工，他就工会的六项要求，批准了约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说，他的判决书中规定再将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基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照十小时付给工资；在规定的时间以外所做的工作，须付给额外报酬；从事同类工作的工人，不分男女，取得同样的报酬；保证在工作空闲的季节中每星期只须做五天工；在每班八小时的工作中，须有一定的吃午饭的时间，并照发这段时间的工资。由于判决书规定可以追溯既往，所以十二万零五千工人，追回了五大屠宰商欠他们的六百万元工资，每人平均得四十元。

　　屠宰业工人将这些条款视作伟大的胜利，而加以热烈的庆祝。全国各地的屠宰工人源源不断地加入了工会，并在每一个工厂中建立了坚实的组织。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进行扫荡，使其他的屠宰商就范。我们迫使几百个小屠宰商在艾尔区勒尔批准的规定上签了字，然后将组织工人的运动扩展到屠宰业的许多附属工厂去，包括零售肉厂，独立肥皂厂，肥皂粉工厂，制胶工厂，罐头食品工厂，人造奶油工厂，肥料工厂，箍桶工厂等等。此外，在许多地方性的工业中，例如在机械工厂和造车工厂中，也传到了我们的风气，组织起来了。

　　这个运动之后，在芝加哥随着发生了好几十次罢工。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和“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Union Stockyards and Trust Company）进行的。这个有权势的公司，为大屠宰商所有，每天由它买进、饲养和分配成万只运到芝加哥牲畜场的牲畜。它是芝加哥屠宰业的神经中枢。它的专制的老板是一个叫做李昂拿德（Leonard）的，由于他拒绝在艾尔区勒尔的判决书上签字，他的三千管理牲畜的工人，就在接到我们通知后一小时内罢工了。立刻，所有的牛、羊、猪的运输都停顿了。屠宰商们慌忙地打电报到西部去，通知停运牲畜。约翰斯顿、摩菲和我三人，被传到芝加哥热闹区域的司法部办公处去。办公处说我们破坏战争，以把我们下狱作威胁；但我们没有让步，并坚持要“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答应工会的条件。渐渐地，那些大屠宰场因牲畜的来源断绝，而陷于停顿了。眼看就有屠宰业总罢工的危险。但是几天以后，“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示弱了，并且签字接受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受压迫的屠宰业工人大为高兴。

　　到此为止，伟大的组织牲畜业工人的运动，已达到了主要的目标。整个产业，从头到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共有二十多万工人加入了十二个彼此联合的工会，其中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有生长在美国的，也有从外国移居来的，而在新的会员中，有两万五千人是黑人。许多职员也都加入了我们的组织，甚至连牲畜场的警察也成立了一个工会。终于，专制的屠宰商不得不与工人同席谈判问题，而他们在和我与约翰斯顿举行会谈时，特别感到不合胃口。

　　在屠宰业中取得的胜利，宣告了美国工人组织的新阶段的开始。这是工会所组织的第一个大生产和托辣斯化的工业。这一胜利的达到，是因为实行了战斗性的政策，并且至少是以变通的方式，应用了产业工会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加倍的重要性。当然，美国劳联的反动官僚集团，并没有从这一切中学到任何有建设性的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说来，这次斗争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一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和旧有工会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说明了我们利用战时局势将数百万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理论，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艾尔区勒尔法官作了判决之后不久，我离开了屠宰工业，去从事组织大钢铁工业的运动。但在谈到钢铁业的运动之前，我要说一说，屠宰业工人的优良组织，是怎样地终于被屠宰商在美国劳联的领袖们的有力帮助下破坏了。这在美国劳工史上，（录入者注：疑漏了“是”字）最可耻的一次出卖事件[7]。

　　早在一九一七年屠宰业斗争开始的时候，屠宰工会的冈伯斯派的负责人们，就在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破坏组织工人的运动了；屠宰工会的主席叫丹尼斯·蓝恩（Dennis Lane），是芝加哥某屠宰公司的股东。这些人的目的，是要破坏牲畜业联合工会的高度的团结及其战斗的领导集团。他们想要去掉其走向产业工会的倾向，而重建陈旧的、不为人所拥护的行业工会制度。因此他们力争取消各工会会员向牲畜业联合工会所缴纳的会费；要求每个工会要有自己的交涉委员，废除我们的集中制度，并坚持另行组织一个仅仅包括屠宰工会所属工会的联合会。正是这样一个致命的双重联合会制度，断送了一九零四年的罢工；我们在牲畜业中开始斗争时立誓不再实行的，也正是它。他们以自己的“组织干事”，充塞了芝加哥的各工会，而这些人则在屠宰商的所有的奸细和工贼的支持下，争取实现足以造成分裂的纲领。我们面对着这种破坏性的策略，只有继续我们的组织工作。

　　斗争是很激烈的。最后，丹尼斯·蓝恩那一群人，联合了声名狼藉的以西门·欧唐纳（Simon O’Donnel）为首的营造业恶棍们，决定采取动武的手段。为要侵入我们的组织，他们要求在他们那群恶棍中任命一个人为代表；我们没有答应，因此臭名远扬的暗杀者“大个子狄姆·摩菲”（Big Tim Murphy），公开地威胁我，说已经决定要将我“消灭掉”。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声称：假如有人要“蛮干”，我们会知道应当找什么人算账，以及怎样算法。蓝恩和欧唐纳的计划终于彻底的垮了，我们仍然掌握了一切。

　　我离开屠宰工业后的一年内，斗争变得更为激烈了。两个组织工作者被暗杀了；在牲畜业联合工会中继我为书记的杰克·约翰斯顿，有一次拿着手枪，胜利地打退了由蓝恩派来强迫接收我们总部的武装袭击者。

　　在芝加哥地区以外的旧有屠宰工会机构中，我们的力量向来是薄弱的；控制着这个机构的蓝恩，终于组成了一个芝加哥屠宰各业的联合工会，参加的工人只有两千。这时，他就将屠宰工会中加入了牲畜业联合工会的四万会员开除出会。芝加哥劳联就这一野蛮行动提出抗议，但冈伯斯却警告联盟，叫它不要管这件事。这时，美国劳联在屠宰业中的其他工会负责人，便开始帮助蓝恩一同分裂屠宰业工人，破坏曾是运动成功关键的全产业工人的团结。分裂的结果，造成了屠宰各业联合工会（Packing Trades Council）、机器制造业联合工会（Mechanical Trades Council），和牲畜业联合工会鼎足而三的形势。此外还有些不属于这些联合工会的工会，以及大批没有组织的工人，他们都因美国劳联的出卖而垂头丧气。在别的屠宰业中心，敌人也使用了类似的破坏策略。

　　我们在一九一八年的伟大胜利之后，上述的情况继续了两年半之久。截至一九二零年秋天，一度曾是坚固的组织，则大为减弱了。于是屠宰商配合着战后以“开门制度”为手段的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攻势，成立了公司工会，削减了工资，并和工会断绝了关系。对于这些进攻，工人们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五日以屠宰业全国罢工来回答。但是，尽管他们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他们是失败了，他们的组织成了美国劳联反动政策的牺牲品，并且几乎全部被破坏了。假如今天的格林（Green）和赫契逊（Hutcheson）之辈想知道各基本产业中的工人之所以反对行业工会和要求成立产业组织的理由之一，就让他们注意一下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屠宰业工人运动的悲剧吧。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一八年的事件上去吧。由于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主要的任务，是将成百万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而且无论如何要利用战时对于工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将屠宰业中的伟大胜利作为新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起点。我并没有长久在屠宰业工会中担任职务的打算。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钢铁业中去尝试一下。工会既然征服了第一个托拉斯化的产业部门，即屠宰业，我相信，只要他们再鼓舞一下自己，这么在最大的托拉斯化工业中，即钢铁工业中，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因此，在艾尔区勒尔法官宣布他的仲裁决定之前，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我就为芝加哥劳联草拟了一个决议，要求美国劳联依照曾在屠宰业中证明非常成功的总路线，在钢铁业中发动一个进行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我延迟了两个星期才将这个决议提交芝加哥劳联，这理由是颇为奇特的。原来在仲裁期间，屠宰商方面的律师孔登曾经戏剧式声言过：假如艾尔区勒尔向我们的要求让步，便会在一般产业工人中造成大乱，成百万工人便会成群结队地向老板们提出类似的要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藏着建议开展钢铁业中的斗争的那一决定了。这样，由于我恐怕这时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可能让艾尔区勒尔觉得孔登的预言已被证实，从而使他的决定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不得不等到法官判决以后，才把它提出。

　　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七日，亦即艾尔区勒尔判决后的一星期，我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签字的有火车造车工会[8]及其他约十二个金属业工会。决议中号召美国劳联中凡对钢铁工人有管辖权的工会开展全国性的联合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一个广泛的产业工人运动；它所包括的工人，从煤矿和铁矿工人和湖上运输工人，钢铁业中的所有其他种工人，直到钢铁业配制部门中做最后几步工作的人和那些将最后的成品运到主要铁路线上去的人。这样一个联合性的运动，正如屠宰业中的运动一样，是在一定的产业形式下所应采取的最实际的路线。芝加哥劳联一致通过决议之后，伟大的钢铁业斗争便开始了。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8 02:54

[1] 当时屠宰业和其他的产业部门中，只有占少数的技术工人有自己的行业工会；占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是没有组织的——译者。

[2] 我十年的铁路工人生活于此结束。我曾在全国各地的铁路上做过工，其中包括“南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海滨空运”（Seaboard Airline）、“芝加哥和西北”（Chicago and Northwestern）、“芝加哥铁路和航空”（Chicago Railroad and Navigation）、“菲列得尔菲亚和雷丁”（Philadelphia and Reading）、“斯波坎、波特兰和西雅图”（Spokane Portland, and Seatle）和“苏线”（Sooline）等公司所属各铁路线；做过的工作，包括火夫、制动手、修车工人、空气制动机手、车辆检查员、押运工人、筑路运料工人、工厂小工和工地伙夫等。

[3] 关于美国劳联领导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中的政策的讨论，见本章下节和第六章。

[4] 那时到处都有奸细。例如在我们的三个波兰和立陶宛籍的组织工作者中，有两个人终于自己承认是暗藏的奸细。

[5] 所谓“开门制度”，是指厂方可以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但实际上是排斥工会会员的。同时，如果资方能维持工厂的“开门”，有些工人就会觉得不一定要加入工会，因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译者。

[6] 美国的大部分工会，在加拿大也有支部，故称“国际工会”——译者。

[7] 见《劳工骗子》（Misleaders of Labor），一九二七年版。

[8] 火车造车工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这一运动的：在麦基斯（Mckees）、洛克斯（Rocks）、普尔曼（Pullman）和约翰登等地的大钢铁工厂里，在其他钢铁工厂里，有成十万的钢车制造工人。我也是这个行业工会的会员之一。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8 02:54

二 屠宰业中的斗争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一九一七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的“苏”铁路线（Soo Line）当车辆检查员。在这以前，我曾担任过火车造车工会的交涉委员；一年任期满后，该会所属的十三个地方工会一致提出要我连任，我拒绝了，却回到铁路上去做工。我在做巡查货车工作的时候，对于怎样去发动组织工作的问题颇感困难。老实说，我简直想不出办法来。我们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垮了；我自己每星期要做七天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结果我虽是芝加哥劳动联盟的代表之一，却连参加劳联会议的时间也没有。但是到了同年的七月十一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当我去上工的时候，在路上忽然想到，或者可以展开一个组织芝加哥各大屠宰场工人的运动吧；这些工人，是许多年来完全被美国劳动联盟所愚蠢地忽略了的。屠宰业的工人中，除去联畜工人以外，简直完全没有组织起来。[1]他们的境况万分痛苦；同时资方正需要大量的工人，因此便为组织工人的斗争造成一个极好的机会。此外，也许还可以设法使进步的芝加哥劳联支持这一运动。打定主意以后，我就干起来了。造车工会芝加哥区联合会，原是由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所领导的。当晚我就向该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所建造的冷藏货车是屠宰工业的基础，我们这一行在整个屠宰业中的地位是颇为显著的，区分会马上便批准了我的建议。七月十三日，我以区分会代表之一的资格，去参加屠宰工会（Butcher Workmen）第八十七地方工会的会议，屠宰工会其实已经破产了，第八十七地方工会也已经陷于半死状态。但在他们勉强地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双方即于十五日向芝加哥劳联建议由双方共同展开一个组织当地屠宰业中所有各行工人的运动。劳联的负责人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建议；于是，计划产生后不过四天，组织大屠宰业托拉斯工人的运动便开始了。一开始，约瑟夫·曼莱、杰克·约翰斯顿及其他工会左翼份子，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七月二十三日，我们成立了牲畜业联合工会（Stockyards Labor Council），参加的有十二个地方工会，联合工会所管辖的屠宰业工人中，包括屠宰工人、造车工人、机器工人、电器工人、箍桶工人、木工、职员、汽管装配工人、司机及火夫等。我被选为书记；一个名叫马丁·摩菲（Martin Murphy）的普通屠宰工人被选为主席。我们的工作计划是要建立一个联盟式的组织。我们拒绝采用左翼的传统政策，即发动一个新的“统一的大产业工会”，因为像这样一个双重性的工会，将会分散我们自己的力量，一上来就会断送了我们的运动。我们所决定的走向产业工会运动的路线，是建立产业联合组织，将构成这个组织的各行业工会，紧紧地连锁在同一个工会联合会、同一个执行局、和同一批交涉委员之下，借此在整个产业中建立巩固的战线。鉴于一九零四年的大罢工，曾因工人内部不团结和属于两个彼此争执的联合工会的各行业工会间的破坏而遭全面失败，工人们立刻接受这一建立产业组织的计划。我们将产业工会主义的精神，灌注于整个运动之中。

　　在牲畜业联合工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将运动的基础主要建立在非技术工人群众之中；也就是建立在占工人中大多数的、出生于外国的工人和黑种工人之上。黑种工人在芝加哥的六万屠宰业工人占一万二千人，因此是一个十分辣手的问题。虽然屠宰业中的主要工会，即屠宰工会，允许他们参加，但在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许多熟练工人的工会仍旧不让他们进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一件事，便是由于美国劳联的种族歧视政策，使得黑种人的中产阶级份子对我们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在我们着手组织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办法，是使黑种工人参加群众性的各大屠宰工会，以为这样便解决了问题。但黑种人的领袖们立即喊起来，说我们将黑种人放到白种人的工会里去了；他们在工会中只是孤立无援的少数人。因此他们要求另外组织黑种人工会。在我们天真地同意了这一要求之后，差不多只隔了一晚上，指我们为“歧视黑人”的喊声，就在芝加哥最热闹的街上传遍了，结果非常之糟。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采取所谓“街邻政策”，即在黑人区和白人区同时建立群众性的工会，两者都允许白人和黑人加入。这样，我们便结束了是否歧视黑人的争论，并迫使黑种人的中产阶级里的腐化份子，亦即那些屠宰商的代言人，公开出来一般地反对我们组织工人的运动，并主张破坏工会。他们这样的主张，却是很容易被我们打败的，因为后来的结果说明：我们终于争取了大多数的黑种工人，而我们所组织于工会中的黑种工人，其数目之大，是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从来没有过的。

　　但我还是回到上文所说的故事去吧。为要进行这个运动，我们到哪里去找钱和组织工作者呢？美国劳联连一个铜板也不肯给我们，要（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它在芝加哥的组织委员福劳德（Flood）是个既无耻又傲慢的人。屠宰工会这时已是气息奄奄，它的极端反动的负责人，将我们看作暴发的人物，并且是和他们争领导的危险份子，当然对我们是敌视的。筹备工作是由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以及从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做的。芝加哥劳联对我们是友善的，可是最初给我们的经济上的援助，只限于第一次群众大会的费用。但是，经由芝加哥劳联和火车造车工会区联合会的推荐，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总主席雷安（Ryan）非常勉强地任我为组织干事，任期九十天[2]。在我们的工作开展运动显得有希望的时候，芝加哥劳联又任杰克·约翰斯顿为支薪金的组织干事。后来，伊里诺斯州劳动联盟又给我们派了两个黑人来当组织干事；一面我们又间或拉屠宰工会和其他行业工会的交涉委员来帮忙。除此以外，都由我们自己在运动中设法解决经济问题和培养出组织工作者。

　　芝加哥劳联主席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一开始便同情我们的运动，但他对运动的前途却是怀疑的；这原因，便是他染上了普遍于工会份子中的悲观看法，认为屠宰业工人是组织不起来的。但在我们的运动开始收效时，他便积极起来了，最后在这一运动中当了全国主席。在和美国劳动联盟的反动领袖破坏我们的战略所作的斗争中，在和屠宰商及政府进行谈判中，他都做了特别有价值的工作。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我们精神勃勃地开始了组织起来的运动，并将我们的努力，集中于牛肉大托拉斯商人在芝加哥的五个大屠宰场。到我们集会上来听讲的工人很多；但是，由于美国劳联多年来的出卖行为和无能，使他们不敢轻易相信我们，所以加入我们工会的人却很少。在六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中，只有五百个人加入工会为会员。费茨派屈里克说，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自从十三年前那次罢工失败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进展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庞大的屠宰业决不可能用这种一个人一个人去组织的办法。我们无论如何要发动工人集体地加入工会才行。

　　我们这一小小的、具有战斗性的领导集团，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工人组织起来；为此目的，我们准备采取断然行动。我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战斗性的罢工政策，这和冈伯斯（Gomperss）的“不罢工”的战时政策，是丝毫没有共同之点的。我们确信，工人们对罢工是有心理准备的；假如他们看出来采取罢工行动是有希望的，而这一行动又将是有利于我们所宣传的八小时工作制及组织工会的权利等项要求的，便会对我们的努力有所反响[3]。因此我便向我们的小规模的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依靠我们现有的五百个会员，只要有很好的准备，再加上别的产业积极份子的有组织的支援，就可以发动六万广大工人的罢工。

　　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办法，但我至今还认为，假如当时我们实行了这一办法，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组织工作人员们同意了我的建议，但是我们幸好在准备的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把握的办法，通过罢工运动，使群众行动起来。在芝加哥的运动以及一般有利形势影响之下，西部几个屠宰业的中心开始出现了地方性的组织和罢工。因此我建议采取这样的策略，即召集屠宰业工人代表的全国会议，以便准备向屠宰商提出一些要求。屠宰工会的领袖们是美国劳联的典型反动份子；他们感觉到罢工可能发生，因此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当然，他们对于我们的整个战斗性的路线也是反对的。但是，由于他们恐怕会被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抛在一边，又终于勉强地同意了。我们就在他们的抗议声中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向报界公布了，并且扬言：举行会议这一行动，很可能会发展到屠宰业全国大罢工的高潮。

　　第二天，正如我所预料的一般，芝加哥各报登载了刺激性的大标题：《屠宰业罢工在即》。别的屠宰业中心城市也要同样罢工，整个屠宰业由于将要爆发的罢工而在沸腾着。

　　这对于怀着不满的工人群众，产生了有如电一般的效果。终于，他们见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行动，看到了向他们的剥削者反击的机会。而在大批地加入芝加哥各工会时，他们几乎“挤破了大门”。孱弱的屠宰场组织，如狂地发展起来了。例如衰老的芝加哥屠宰工会（即第八十七工会），在报界公布了将要举行罢工的消息以后的第一次集会上，就接收了一千四百名新会员。同样，在西部较大的屠宰业中心城市里，运动的发展如同月桂树的滋长一般迅速；这里包括苏市（Sioux City）、圣路易（St. Louis）、卫史堡（Fort Werth）、俄马哈（Omaha）（录入者注：现通译奥马哈）、堪萨斯市（Kansas City）、圣约瑟（St. Joseph）、圣保罗（St. Paul）、俄克拉荷马市（Oklahoma City）和但维尔（Denver）（录入者注：现通译丹佛）等。成万工人，源源不绝地加入了美国劳联所属的各地工会。我们的策略的胜利，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尽管组织全国庞大的屠宰工业工人的工作，一向被做工会工作的人们认为是一件决不能办到的事情，但我们却占了上风。同时，我们把十二个彼此友善的屠宰业工会，合组成了一个全国性、但联系不很紧密的委员会，由费茨派屈里克任主席，由我任书记。

　　但是，屠宰商也不曾闲着。最初，他们除去派遣大批奸细打进我们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敌对举动[4]。显然他们将我们的运动和过去美国劳联的许多次“斗争”一律看待，认为它也会自己垮台的。但是，当他们认识到我们真有了进展时，却又大为惊异，以实行“开门制度”[5]的工厂的惯技，亦即以开除工会积极份子为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一开除工人的进攻行动，到处都在发生，而于“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Libby, McNeil and Libby）（史威复特公司[Swift]的附属公司）开除了其在芝加哥工厂中的五十个工人时，达到了顶点。

　　我们的战斗的组织工作者的政策，是以举行屠宰工人的全国罢工为目标的。我们估计，只有通过这样一次罢工，屠宰工人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和建立他们工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似漏了“的”字）。同时我们坚信：由于对食品的急切需要，无论屠宰商或政府，都受不了一次战时的屠宰业大罢工。因此，屠宰商对我们的挑战，正好使我们能运用自己的策略；我们为了回答“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的挑战，迅速地举行一次投票，征求关于全国罢工的意见，结果几乎百分之百赞成罢工。于是我们便急忙开始准备罢工；但是，正在这个关头，美国劳联中负全国责任的人出来过问了，由此将运动引到由政府进行调解的路上，亦即被出卖的路上去。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我们当能记得，威尔逊政府为了将频繁的罢工运动引入他途，并防止工会发展到实行“开门制度”的产业部门中去，采取了在战争期间由政府出面和工人订立协定的政策。政府的联邦调解委员会（Federal Mediation Commission），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解决工潮。当然，美国劳联的领导阶层，和这一反对工会的政策，是完全协调的。

　　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和其他的屠宰业积极份子，是反对这种政府的干涉的。费茨派屈里克也反对政府插足其间，但是对罢工却没有信心；我和约翰斯顿的整个策略，却正是要以罢工的需要为基础，通过直接的压力，强迫屠宰商和工会签订协议。

　　但是美国劳联却漠视我们，将政府拉了进来。我们照常例将关于罢工的投票结果，正式通知了劳联，但劳联却未经通知我们，便将这件事交给政府去处理。我们立刻遭到了联邦调解委员会的代表们的侵袭。此后，当我向冈伯斯提出抗议，说他拉出政府来和我们作对时，他却替自己软弱无力地辩解说，我们的电报到时，他不在办公室里，他的秘书勒加德小姐，就将电报送到劳工部去请求调解了，而她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段解释，明白地显示出美国劳联的“战时不罢工”的政策。

　　劳联的这一行动，破坏了我们整个的罢工策略。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否不理政府派来的调解人，迳自举行罢工？但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劳联的领导人将坚决反对，参加我们的联合性运动中的十二个联盟工会的中央负责人，也是一样。我们的牲畜业联合工会自始至终的最大缺点，是它虽然在这一全国性的运动中，起了全部的推动作用和战斗性的领导作用，但是仍然让有关的国际工会[6]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反动的劳联负责人手中；更糟的是，我们不曾有一群有组织的积极份子，去联系其他屠宰业中心城市中的工人群众。

　　一年半以后，在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斗争中，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形。那时我们的委员会正遇到由威尔逊总统、冈伯斯和二十四个钢铁业工会的大多数负责人所提出的要求，即我们应该抛开我们的正在发展中的罢工运动，而相信政府的诡计。本来，以我们的坚强组织，可以不理睬这种叛卖性的要求，而进行伟大的全国罢工。但是在屠宰业的情况下，由于工会新成立，而且我们还不能控制全国，这样做法是很愚蠢的。于是，我们在优势的力量面前让步了，我们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进入了由政府调解的阶段，但不论我们敌人，即屠宰商、政府和美国劳联的最高领导阶层怎样，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的运动日益增长着的力量和战斗性，把我们的运动引向胜利的途径上去。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在周旋了很久以后，我们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于芝加哥和联邦调解委员会草拟了一项协议，其中规定组织工会，成立厂工（录入者注：疑为“工厂”）委员会，说明工人的困难，出席工会年会等项权利；这个协议中同时规定增加工资百分之十，雇用工人时年资久的有优先权，不因“信仰、肤色或不同民族”而对工人有所歧视，公布招零工的日期，废除武断开革工人，废除强迫工人加入的福利团体，设立较完善的换衣室、午餐室和盥洗室等项要求。我们的其他六项主要要求，则提到联邦法官艾尔区勒尔（S. Altschuler）处了，将由他作仲裁决定。

　　一九一八年年初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屠宰业的仲裁法庭，是很有戏剧性的。阿莫尔（Amour），史威复特（Swift）、莫里斯（Morris）、古达希（Gudahy）和威尔逊（Wilson）这五个大屠宰商的代表，是迈尔（Meyer）律师和孔登（Condon）律师；工人方面的代表，是佛兰克·华西（Frank Walsh）和约翰·费茨派屈里克。在三个半星期中，我们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法庭上出现，其中有工人，有经济学家，还有劳工领袖（也包括冈伯斯），而在作证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屠宰业工人恶劣得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屠宰商所正在获取的难以想像的大量利润。阿莫尔自己承认他在一九一七年所得的战时利润，是四千万美元。屠宰业被这样地暴露出来，并且弄得这样狼狈，真的使得我分外高兴。我自己也曾经历过屠宰业工人的痛苦状况，一九一五年冬天，我在史威复特公司的造车工厂做工，由于工资低得可怜，我竟不能买一件大衣来抵御严寒。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艾尔区勒尔法官鉴于我们的运动的战斗性，并且知道假如判决的结果不能令我们满意，必然会爆发屠宰业全国罢工，他就工会的六项要求，批准了约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说，他的判决书中规定再将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基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照十小时付给工资；在规定的时间以外所做的工作，须付给额外报酬；从事同类工作的工人，不分男女，取得同样的报酬；保证在工作空闲的季节中每星期只须做五天工；在每班八小时的工作中，须有一定的吃午饭的时间，并照发这段时间的工资。由于判决书规定可以追溯既往，所以十二万零五千工人，追回了五大屠宰商欠他们的六百万元工资，每人平均得四十元。

　　屠宰业工人将这些条款视作伟大的胜利，而加以热烈的庆祝。全国各地的屠宰工人源源不断地加入了工会，并在每一个工厂中建立了坚实的组织。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进行扫荡，使其他的屠宰商就范。我们迫使几百个小屠宰商在艾尔区勒尔批准的规定上签了字，然后将组织工人的运动扩展到屠宰业的许多附属工厂去，包括零售肉厂，独立肥皂厂，肥皂粉工厂，制胶工厂，罐头食品工厂，人造奶油工厂，肥料工厂，箍桶工厂等等。此外，在许多地方性的工业中，例如在机械工厂和造车工厂中，也传到了我们的风气，组织起来了。

　　这个运动之后，在芝加哥随着发生了好几十次罢工。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和“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Union Stockyards and Trust Company）进行的。这个有权势的公司，为大屠宰商所有，每天由它买进、饲养和分配成万只运到芝加哥牲畜场的牲畜。它是芝加哥屠宰业的神经中枢。它的专制的老板是一个叫做李昂拿德（Leonard）的，由于他拒绝在艾尔区勒尔的判决书上签字，他的三千管理牲畜的工人，就在接到我们通知后一小时内罢工了。立刻，所有的牛、羊、猪的运输都停顿了。屠宰商们慌忙地打电报到西部去，通知停运牲畜。约翰斯顿、摩菲和我三人，被传到芝加哥热闹区域的司法部办公处去。办公处说我们破坏战争，以把我们下狱作威胁；但我们没有让步，并坚持要“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答应工会的条件。渐渐地，那些大屠宰场因牲畜的来源断绝，而陷于停顿了。眼看就有屠宰业总罢工的危险。但是几天以后，“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示弱了，并且签字接受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受压迫的屠宰业工人大为高兴。

　　到此为止，伟大的组织牲畜业工人的运动，已达到了主要的目标。整个产业，从头到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共有二十多万工人加入了十二个彼此联合的工会，其中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有生长在美国的，也有从外国移居来的，而在新的会员中，有两万五千人是黑人。许多职员也都加入了我们的组织，甚至连牲畜场的警察也成立了一个工会。终于，专制的屠宰商不得不与工人同席谈判问题，而他们在和我与约翰斯顿举行会谈时，特别感到不合胃口。

　　在屠宰业中取得的胜利，宣告了美国工人组织的新阶段的开始。这是工会所组织的第一个大生产和托辣斯化的工业。这一胜利的达到，是因为实行了战斗性的政策，并且至少是以变通的方式，应用了产业工会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加倍的重要性。当然，美国劳联的反动官僚集团，并没有从这一切中学到任何有建设性的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说来，这次斗争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一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和旧有工会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说明了我们利用战时局势将数百万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理论，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艾尔区勒尔法官作了判决之后不久，我离开了屠宰工业，去从事组织大钢铁工业的运动。但在谈到钢铁业的运动之前，我要说一说，屠宰业工人的优良组织，是怎样地终于被屠宰商在美国劳联的领袖们的有力帮助下破坏了。这在美国劳工史上，（录入者注：疑漏了“是”字）最可耻的一次出卖事件[7]。

　　早在一九一七年屠宰业斗争开始的时候，屠宰工会的冈伯斯派的负责人们，就在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破坏组织工人的运动了；屠宰工会的主席叫丹尼斯·蓝恩（Dennis Lane），是芝加哥某屠宰公司的股东。这些人的目的，是要破坏牲畜业联合工会的高度的团结及其战斗的领导集团。他们想要去掉其走向产业工会的倾向，而重建陈旧的、不为人所拥护的行业工会制度。因此他们力争取消各工会会员向牲畜业联合工会所缴纳的会费；要求每个工会要有自己的交涉委员，废除我们的集中制度，并坚持另行组织一个仅仅包括屠宰工会所属工会的联合会。正是这样一个致命的双重联合会制度，断送了一九零四年的罢工；我们在牲畜业中开始斗争时立誓不再实行的，也正是它。他们以自己的“组织干事”，充塞了芝加哥的各工会，而这些人则在屠宰商的所有的奸细和工贼的支持下，争取实现足以造成分裂的纲领。我们面对着这种破坏性的策略，只有继续我们的组织工作。

　　斗争是很激烈的。最后，丹尼斯·蓝恩那一群人，联合了声名狼藉的以西门·欧唐纳（Simon O’Donnel）为首的营造业恶棍们，决定采取动武的手段。为要侵入我们的组织，他们要求在他们那群恶棍中任命一个人为代表；我们没有答应，因此臭名远扬的暗杀者“大个子狄姆·摩菲”（Big Tim Murphy），公开地威胁我，说已经决定要将我“消灭掉”。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声称：假如有人要“蛮干”，我们会知道应当找什么人算账，以及怎样算法。蓝恩和欧唐纳的计划终于彻底的垮了，我们仍然掌握了一切。

　　我离开屠宰工业后的一年内，斗争变得更为激烈了。两个组织工作者被暗杀了；在牲畜业联合工会中继我为书记的杰克·约翰斯顿，有一次拿着手枪，胜利地打退了由蓝恩派来强迫接收我们总部的武装袭击者。

　　在芝加哥地区以外的旧有屠宰工会机构中，我们的力量向来是薄弱的；控制着这个机构的蓝恩，终于组成了一个芝加哥屠宰各业的联合工会，参加的工人只有两千。这时，他就将屠宰工会中加入了牲畜业联合工会的四万会员开除出会。芝加哥劳联就这一野蛮行动提出抗议，但冈伯斯却警告联盟，叫它不要管这件事。这时，美国劳联在屠宰业中的其他工会负责人，便开始帮助蓝恩一同分裂屠宰业工人，破坏曾是运动成功关键的全产业工人的团结。分裂的结果，造成了屠宰各业联合工会（Packing Trades Council）、机器制造业联合工会（Mechanical Trades Council），和牲畜业联合工会鼎足而三的形势。此外还有些不属于这些联合工会的工会，以及大批没有组织的工人，他们都因美国劳联的出卖而垂头丧气。在别的屠宰业中心，敌人也使用了类似的破坏策略。

　　我们在一九一八年的伟大胜利之后，上述的情况继续了两年半之久。截至一九二零年秋天，一度曾是坚固的组织，则大为减弱了。于是屠宰商配合着战后以“开门制度”为手段的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攻势，成立了公司工会，削减了工资，并和工会断绝了关系。对于这些进攻，工人们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五日以屠宰业全国罢工来回答。但是，尽管他们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他们是失败了，他们的组织成了美国劳联反动政策的牺牲品，并且几乎全部被破坏了。假如今天的格林（Green）和赫契逊（Hutcheson）之辈想知道各基本产业中的工人之所以反对行业工会和要求成立产业组织的理由之一，就让他们注意一下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屠宰业工人运动的悲剧吧。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一八年的事件上去吧。由于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主要的任务，是将成百万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而且无论如何要利用战时对于工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将屠宰业中的伟大胜利作为新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起点。我并没有长久在屠宰业工会中担任职务的打算。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钢铁业中去尝试一下。工会既然征服了第一个托拉斯化的产业部门，即屠宰业，我相信，只要他们再鼓舞一下自己，这么在最大的托拉斯化工业中，即钢铁工业中，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因此，在艾尔区勒尔法官宣布他的仲裁决定之前，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我就为芝加哥劳联草拟了一个决议，要求美国劳联依照曾在屠宰业中证明非常成功的总路线，在钢铁业中发动一个进行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我延迟了两个星期才将这个决议提交芝加哥劳联，这理由是颇为奇特的。原来在仲裁期间，屠宰商方面的律师孔登曾经戏剧式声言过：假如艾尔区勒尔向我们的要求让步，便会在一般产业工人中造成大乱，成百万工人便会成群结队地向老板们提出类似的要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藏着建议开展钢铁业中的斗争的那一决定了。这样，由于我恐怕这时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可能让艾尔区勒尔觉得孔登的预言已被证实，从而使他的决定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不得不等到法官判决以后，才把它提出。

　　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七日，亦即艾尔区勒尔判决后的一星期，我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签字的有火车造车工会[8]及其他约十二个金属业工会。决议中号召美国劳联中凡对钢铁工人有管辖权的工会开展全国性的联合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一个广泛的产业工人运动；它所包括的工人，从煤矿和铁矿工人和湖上运输工人，钢铁业中的所有其他种工人，直到钢铁业配制部门中做最后几步工作的人和那些将最后的成品运到主要铁路线上去的人。这样一个联合性的运动，正如屠宰业中的运动一样，是在一定的产业形式下所应采取的最实际的路线。芝加哥劳联一致通过决议之后，伟大的钢铁业斗争便开始了。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8 02:54

[1] 当时屠宰业和其他的产业部门中，只有占少数的技术工人有自己的行业工会；占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是没有组织的——译者。

[2] 我十年的铁路工人生活于此结束。我曾在全国各地的铁路上做过工，其中包括“南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海滨空运”（Seaboard Airline）、“芝加哥和西北”（Chicago and Northwestern）、“芝加哥铁路和航空”（Chicago Railroad and Navigation）、“菲列得尔菲亚和雷丁”（Philadelphia and Reading）、“斯波坎、波特兰和西雅图”（Spokane Portland, and Seatle）和“苏线”（Sooline）等公司所属各铁路线；做过的工作，包括火夫、制动手、修车工人、空气制动机手、车辆检查员、押运工人、筑路运料工人、工厂小工和工地伙夫等。

[3] 关于美国劳联领导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中的政策的讨论，见本章下节和第六章。

[4] 那时到处都有奸细。例如在我们的三个波兰和立陶宛籍的组织工作者中，有两个人终于自己承认是暗藏的奸细。

[5] 所谓“开门制度”，是指厂方可以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但实际上是排斥工会会员的。同时，如果资方能维持工厂的“开门”，有些工人就会觉得不一定要加入工会，因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译者。

[6] 美国的大部分工会，在加拿大也有支部，故称“国际工会”——译者。

[7] 见《劳工骗子》（Misleaders of Labor），一九二七年版。

[8] 火车造车工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这一运动的：在麦基斯（Mckees）、洛克斯（Rocks）、普尔曼（Pullman）和约翰登等地的大钢铁工厂里，在其他钢铁工厂里，有成十万的钢车制造工人。我也是这个行业工会的会员之一。
作者: 斯諾登    時間: 2015-1-10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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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12 10:16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一八年的事件上去吧。由于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主要的任务，是将成百万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而且无论如何要利用战时对于工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将屠宰业中的伟大胜利作为新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起点。我并没有长久在屠宰业工会中担任职务的打算。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钢铁业中去尝试一下。工会既然征服了第一个托拉斯化的产业部门，即屠宰业，我相信，只要他们再鼓舞一下自己，这么在最大的托拉斯化工业中，即钢铁工业中，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因此，在艾尔区勒尔法官宣布他的仲裁决定之前，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我就为芝加哥劳联草拟了一个决议，要求美国劳联依照曾在屠宰业中证明非常成功的总路线，在钢铁业中发动一个进行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我延迟了两个星期才将这个决议提交芝加哥劳联，这理由是颇为奇特的。原来在仲裁期间，屠宰商方面的律师孔登曾经戏剧式声言过：假如艾尔区勒尔向我们的要求让步，便会在一般产业工人中造成大乱，成百万工人便会成群结队地向老板们提出类似的要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藏着建议开展钢铁业中的斗争的那一决定了。这样，由于我恐怕这时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可能让艾尔区勒尔觉得孔登的预言已被证实，从而使他的决定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不得不等到法官判决以后，才把它提出。

　　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七日，亦即艾尔区勒尔判决后的一星期，我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签字的有火车造车工会[8]及其他约十二个金属业工会。决议中号召美国劳联中凡对钢铁工人有管辖权的工会开展全国性的联合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一个广泛的产业工人运动；它所包括的工人，从煤矿和铁矿工人和湖上运输工人，钢铁业中的所有其他种工人，直到钢铁业配制部门中做最后几步工作的人和那些将最后的成品运到主要铁路线上去的人。这样一个联合性的运动，正如屠宰业中的运动一样，是在一定的产业形式下所应采取的最实际的路线。芝加哥劳联一致通过决议之后，伟大的钢铁业斗争便开始了。

一九三六年



[1] 当时屠宰业和其他的产业部门中，只有占少数的技术工人有自己的行业工会；占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是没有组织的——译者。

[2] 我十年的铁路工人生活于此结束。我曾在全国各地的铁路上做过工，其中包括“南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海滨空运”（Seaboard Airline）、“芝加哥和西北”（Chicago and Northwestern）、“芝加哥铁路和航空”（Chicago Railroad and Navigation）、“菲列得尔菲亚和雷丁”（Philadelphia and Reading）、“斯波坎、波特兰和西雅图”（Spokane Portland, and Seatle）和“苏线”（Sooline）等公司所属各铁路线；做过的工作，包括火夫、制动手、修车工人、空气制动机手、车辆检查员、押运工人、筑路运料工人、工厂小工和工地伙夫等。

[3] 关于美国劳联领导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中的政策的讨论，见本章下节和第六章。

[4] 那时到处都有奸细。例如在我们的三个波兰和立陶宛籍的组织工作者中，有两个人终于自己承认是暗藏的奸细。

[5] 所谓“开门制度”，是指厂方可以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但实际上是排斥工会会员的。同时，如果资方能维持工厂的“开门”，有些工人就会觉得不一定要加入工会，因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译者。

[6] 美国的大部分工会，在加拿大也有支部，故称“国际工会”——译者。

[7] 见《劳工骗子》（Misleaders of Labor），一九二七年版。

[8] 火车造车工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这一运动的：在麦基斯（Mckees）、洛克斯（Rocks）、普尔曼（Pullman）和约翰登等地的大钢铁工厂里，在其他钢铁工厂里，有成十万的钢车制造工人。我也是这个行业工会的会员之一。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12 10:17

三 伟大的钢铁罢工

·芝加哥会议
·组织工人的运动
·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
·能够避免失败吗？
·钢铁罢工中的策略
　

　　美国劳联的领袖，抱着所谓“社会和平”（即社会阶级间的休战——译者）的战时政策，对于各主要产业部门中早已成熟了的工人群众，毫未进行组织工作。的确，他们反而还在阻碍这项工作。关于这一点的充足例证，便是竟要以我这样的一个普通工人，去担负发动屠宰业斗争的任务。而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始终遭到劳联的反对。对于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作，劳联领袖们的态度更为冷淡。作为工会低级干部的我，这回又得要去推动极关重要的工作，而克服劳联的破坏作用，又在组织工人的工作中成了主要的问题。劳联对于组织屠宰业和钢铁业工人所取的反动的态度，和它在一切产业部门中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工会在战争期间的发展，大部是自发性的，是群众中的积极份子自己争取得来的。

　　芝加哥的决议刚刚通过[1]，劳联就开始破坏钢铁业中的斗争了。我们在决议中要求劳联出来领导组织钢铁工人的工作；但是，冈伯斯却将芝加哥劳联的这个决议，提交即将召开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Steel and Tin Workers）的年会去讨论；他打算这样用个手段，随手把这件事情打消。其实，与其这样，他倒还不如代表这个为公司所控制的工会的负责人，将决议直接交给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不用说，联合工会的年会完全逃避讨论这问题。但是我并不是这样容易被他们一脚踢开，因此我再度向芝加哥劳联提出组织钢铁工人的建议。芝加哥劳联又一次通过这样一个决议之后，我就被派为出席一九一八年六月在圣·保罗举行的美国劳联年会的代表，我的任务是要促使年会对此采取行动。

　　年会上表现出美国劳联所采取的典型“组织”的方法。冈伯斯让我们的建议通过了，并且不加一点修改，也不加任何反对；这原因便是：对一般群众说来，这样一个决议，看起来总是很漂亮的。如果他不喜欢某些决议，他并不一定要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而可以用别的更巧妙的法子达到取消的目的。由我提出通过的决议案中，主张在年会期间召开钢铁业代表会议，以便发动组织该业工人的工作。因此当我等了几天而不见会议召开时，大为惊异；我去问年会秘书莫理逊（Morrison），他说：“大约六星期以内召开。”我的组织计划中，时间是第一要素，拖延是非常不利的。要使计划成功，就必须利用战时情况；然而战争是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的。我向莫理逊提出抗议说：决议中明白规定在年会召开期间举行钢铁业会议，拖延下去将非常不利，并且是违反决议的。

　　一天或两天后的样子，事先未曾通知，我就在中午休会之前，突然听见有人在咕噜咕噜地报告道：关于钢铁的会议，将在午饭时间内举行。请想想：一个计划怎样去组织全国五十万钢铁业工人的会议，竟挤到代表们在下午开会前赶着出去吃午饭的时间举行。这无疑是一个有心要扼杀运动的企图。虽然我曾领教过美国劳动联盟的那些官僚们，但这一举动却令我大为惊异。我知道组织钢铁业工人的斗争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了。

　　在年会会场的一角，亦即指定召开钢铁会议的地方，一群代表在出去吃饭之前，停下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冈伯斯和莫理逊都不在，也没有人在那里照料。我匆忙地宣布“开会”之后，组织干事汤姆·福林（Tom Flynn）就坐在桌子上去开始讲演组织的必要。我知道由于时间的短促，这样搞是很不利的；因此我打断了福林的话，建议只将到会者的名字记下，准备在第二天晚上开会，届时并邀请冈伯斯出席。午饭时间内召开的钢铁会议，就这样停止了。

　　现在的问题是去请冈伯斯来出席我们的会议。当天下午，我将午饭时的情形告诉了他。这位大官僚以感觉无聊的态度听我说话；当他听说要请他出席时，竟勃然大怒，干脆拒绝了。显然，这一不愿被人扼杀的钢铁业运动，早已弄得他颇为头痛了。这时，我将袖内的王牌请出来了。我将午饭时参加钢铁会议的工会负责人（也就是那群好奇者）的名单拿给冈伯斯看，并且告诉他，我是代表他们来邀请他的。这样，他才改变了腔调，满不高兴地说他“也许”要到会。

　　这样，冈伯斯算是被哄住了。下一步是设法套住那些必不可少的工会领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问冈伯斯：可不可以由他向年会宣布关于召开钢铁会议的事。他差不多像大喊似地对我说：“不！你去宣布！”那天下午，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年会宣布：由于冈伯斯先生的托付，我奉令邀请一切有关代表参加钢铁会议，冈伯斯本人亦将出席。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看见冈伯斯气得发紫了。由于冈伯斯的名字有吸引力，到会的人真不少。于是，我借我们那群“好奇者”的名字套住冈伯斯，又利用冈伯斯的名字拉来许多别的工会负责人的小小策略，就这样成功了。在用这个办法的时候，我实在是在将美国劳联的领袖们骗进这一关系重大的组织工人的运动。在执行了这套计谋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同流合污，而工作的前途，也似乎黯淡得很。

　　钢铁会议的主要决议，就是定在六星期后召开正式会议。这样耽误时间是很糟糕的。由于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工人从来没有过的组织起来的机会，很快地就要荏苒过去了。从我在四月七日正式提出建议起，到八月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总共罪恶地荒废了四个月时间。这样的耽误，除了蓄意破坏，没有别的解释。但在这次于圣保罗召开的会上，我设法使建议中的会议在芝加哥召开。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他当时不在圣保罗）能参加这一工作，担任美国劳联驻芝加哥的组织委员，以便保护这一正在萌芽中的运动，使之不受怀着敌意的官僚们的破坏。


芝加哥会议

　　芝加哥钢铁会议，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二日在新莫理逊旅馆举行。到会的有十五个国际工会的代表。当会议谈到正题后，担任主席的冈伯斯面向着我说：“好吧，福斯特老弟，你把我们找来了；你有什么建议？”这就是“伟大的”冈伯斯对组织钢铁工人的态度：他在出席会议前没有准备好任何建议。于是我开始提纲说明我的计划，其要点如下。

　　应当立即在所有的重要钢铁中心同时发动一个突如其来的组织运动，由一切自认保有钢铁业管辖权的工会共同进行。为了发动群众，应当运用包括召开群众大会、邀请名人演说、乐队演奏、游行、以及在报纸上登载整版广告等方式。至于经费，我建议由各工会按照每个会员二角五分钱为标准，拿出一笔钱来。为了着手成立组织工作队，由每个工会派出三人以上来充当组织干事。为使工作得以继续，所有工会应当成立一个紧密的联合性组织，成立全国委员会，由美国劳联代表担任主席。同时，各工会应当确定一项数额低微而一致的入会费。据我估计，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我们可以在六个星期内将绝大部分的钢铁工人领导起来，用三个星期筹集经费和召集组织人员，用剩下的三个星期在各城市接连召开三个群众大会。我想这些集会的结果，会使我们紧紧地掌握住工人群众，因此我们将能立即派遣代表和钢铁托拉斯谈判；假如钢铁托拉斯的老板们不接见我们的代表，就等于要遭受全国罢工的威胁，而我们是可以使这一威胁成为事实的。

　　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迅速而又在所有钢铁中心同时进行的组织运动，是既现实而又可行的。就实际情况和各工会的潜在力量说，这个计划是适当的。对于启发工人们的热情以及取胜于老板们所必然采用来对付我们的战略，这项计划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工人们是积极的；假如当时实行这一计划，必然会有决定性数量的群众起而响应。

　　我所提出的为期六个星期的工作日程，也是刚好合乎时宜的。在屠宰业的斗争中，我们只用九个星期就将伟大的群众领导起来了，并且顺利地造成了罢工的威胁。此刻我们既有了更成熟的经验，更高的威信，和更大的人力财力，我们当能在钢铁业中更快地完成任务。由于战争仍在进行，我们这样做会将运动发展到顶点，而在这样大的军火工业中，政府和钢铁托拉斯是绝对不敢面对一次战时罢工的。假如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我们必然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并且会肯定地在钢铁业中建立了工会。

　　联合各工会的计划，同样也是实际的。在当时说来，这是走向产业工会化和建立统一的钢铁工人组织的第二个逻辑步骤。这是因为当时美国劳联中肯定要求产业工会化的情绪不高，要想许多个行业工会将自己保有的管辖权交给那又小、又是半死不活、又是被腐化份子所领导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简直是不可能的。产业联合的制度已在各铁路的工人中渐渐成功了，并且刚在屠宰业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问题是：或者由各钢铁业中的行业联合发起运动，或者什么斗争也搞不成；至于我自己，当然是想在运动胜利之后，迟早将钢铁业中各行业的工人合在一个工会中去的。

　　我的财政计划也是可行的。各大工会因在战时收了大量的入会费和常费，都很有钱（例如，我所加入的火车造车工会，就储蓄了三百万元）。每个工会从已有的款项中拨出合每个工人二角五分钱的数目，是毫无困难的。由于先后参加这一运动的二十四个工会有两百万会员，我们将取得好几十万元。根据我的估计，我们计划中的为期六个星期的大规模运动，只要有五万元就足够应用。

　　但是，这一整个的现实计划，却在芝加哥会议上被糟蹋掉了。在这群毫不热心的官僚们出席会议完毕之后，只决定了联合发起运动这样一个原则。会议成立了“铁业和钢业工人全国组织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Organizing Iron and Steel Workers）。先后参加这一组织的，有二十四个行业的工会，包括铁矿工人、煤矿工人、蒸汽铲机工人、水泥工人、采石工人、海运工人、炼钢工人、固定动力机机工、加火工人、小工、机器工人、火车制造工人、铁匠、箍桶匠、电器工人、锅炉制造工人、制模工人、砖匠、建筑用铁工人、翻砂工人、铸造工人、制造薄金属板的工人、汽管配制工人和岔道夫。因此，运动中包括了从制造原来直到将成品运送到铁路上去的一切工人，但是每个工会在整个没有组织起来的大钢铁工业中，只掌握了极少的会员。冈伯斯担任了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我被选为书记。（如同我在牲畜业联合工会中的职务一样，这是一个不支薪水的职务，因为我是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的正式组织干事，我的薪水是从该会支取的。）我所提出的在一切有钢铁工业的城市立即发动全国性运动的建议，同时被否决了。当我在提纲说明通过这一运动必然会取得胜利时，到会的美国劳联的高级负责人们，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和显然轻蔑的态度来听我的讲话。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发言，他们一面说我的计划全是幻想，一面荒谬地作了相反的建议，即将工作集中于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工厂，以便“向工人表示我们的成绩，从而争取他们的信仰。”当我提出关于向每个工会工人征收两角五分钱的建议时，冈伯斯很不耐烦地听着。他和上述的其他几个人，竟不曾讨论这个建议，简直置若罔闻。关系重大的征费计划，就此成为泡影；决不可少的五万元经费没有着落，十五个工会却投票决定由每个工会向全国委员会缴纳微小得可笑的一笔钱：一百元。我认为一支包括一百人以上的组织工作人员的队伍，是当前急需的，而他们却只派定了六个人担任这项工作。至于美国劳动联盟本身，它连一块钱也不曾捐出或认捐。

　　会议的第二天，即我的各项计划遭到破坏以后，冈伯斯退席，到附近一家旅馆去找他在营造业中那批酒肉朋友去了。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以美国劳动联盟驻芝加哥的高级组织干事的资格，由冈伯斯指定代为主持会议，这一点总算是不错。我让费茨派屈里克参加运动的战略，渐渐成功了。

　　芝加哥会议的结束，我的组织钢铁业的实际计划在会议上所遭受的失败，使我深为失望。显然，美国劳联的领袖们对于组织钢铁业工人是不感兴趣的。要是由全国委员会所给予的财政的帮助来看，便会以为我们所要着手组织的，并不是钢铁业（即美国财政资本实行“开门制度”的主要势力范围中几乎完全没有组织的五十万工人），而简直是一群花生摊贩。正是这类的反动政策，使美国劳联在战争期间丧失了五百万到一千万可能加入工会的工人。钢铁工人在十六个月以后的最后失败，和冈伯斯领导集团在芝加哥会议上拒绝了我的计划，是有直接联系的。


组织工人的运动

　　我敢说，当芝加哥会议结束时，出席会议的劳工官僚们中间很少人以为令他们头痛的钢铁业运动，还会有什么下文。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坚持进行工作。不过这并不是以“全国钢铁工人周”为起始的，包括群众大会和游行等等的，在全国的五十个到七十五个钢铁业城市中同时发动的其势汹汹的大运动；相反地，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活动限于芝加哥地区。我们立刻又在给立（Gary）、南芝加哥（South Chicago）、佐力厄特（Joliet）、印第安纳港（Indiana Harbour）等四个地区开始了工作。我们在可能范围内，采用本来预备在全国实施的方法。当然，这些地方性的活动虽然模仿着我们计划中的全国性运动，但是已经逊色得多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立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在给立举行的第一次大会，有一万五千人钢铁工人参加；同一星期内在上述其他三个钢铁城市中所举行的集会，也有数目相仿佛的群众出席。钢铁工人成千地加入了我们的工会。假如有这种必要，我们能在一个月内轻而易举地发动芝加哥地区所有大钢铁托拉斯工厂的罢工。

　　对于我的原定计划的正确性，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假如工会领袖们想这样做，我们便能不经过丝毫困难，使芝加哥地区内已经实现的一切在全美国的每一个重要钢铁城市实现。并且经验证明，我们甚至不需要我所预计的那样多时间，就可以取得群众的支持。假如冈伯斯领导集团当时给了我必要的人力财力的帮助（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是很可以为力的），那么，从芝加哥地区的胜利可以知道，我们满可以在我所预计的六星期内叩盖内法官（Judge Gary）[2]的大门，并以全国罢工去威胁他。由于战争尚在进行，这种罢工的结果，只能是钢铁工人的胜利。拒绝了我的原定计划，就等于拒绝组织钢铁工人。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开展之后，发展的前途又是不同了。虽然我们还没有引起美国劳联领导集团的兴趣，但我们在芝加哥的巨大胜利，已使钢铁托拉斯的头目们十分吃惊，而在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并不比冈伯斯更将我们看得了不起。于是他们向我们开始了毫不退让的斗争。

　　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在缺乏人员和组织工作者的条件下，艰苦地将运动扩大到了别的地区。我们遭遇到钢铁业老板们的最为机巧和凶恶的抵抗。他们为了改变我们的方向，先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四次工资，最后规定了原则上的八小时工作制。我们在芝加哥取得胜利后几个月，战争结束了，工业就开始衰落。整个的局势将我们的攻势削弱了，使我们失去了乘敌不备的有利条件，而老板们对我们的反攻，也因而大大地加强。这时，当我们从一个钢铁业的堡垒攻入另一个钢铁业的堡垒时，我们在钢铁业城市中遭到对于集会自由的根本压制，我们的组织工作人员被殴打和逮捕了，其中一个名叫方尼·赛林斯（Fannie Sellings）的，还被谋杀了。敌人又发动许多公司工会来阻挠我们；这些工会取消了参加我们的工会的三万工人的会员资格。三K党的活动被扶持起来了，又用严密的奸细网来对付我们；总之，我们面临着大钢铁托拉斯的全套武器。

　　当然，若是实现了我的原定计划，这一切困难的重压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的工作现在是困难了许多倍。但是在我们日益增加的困难中，最为严重的困难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队伍中的，即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领袖的顽固破坏活动。他们有计划地和无耻地将钢铁工人出卖给钢铁托拉斯。虽然组织钢铁业的运动激起了资本家的猛烈抵抗，但这一运动对（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对”字疑多出）被工人阶级看得如此重要，是使美国劳动联盟的领导集团颇不高兴的。

　　美国劳联的破坏活动所采取的最为严重的形式之一，是劳联的最高级负责人（少数例外）经常不出席全国委员会的会议，而由没有权力的地方交涉委员代为出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面避免支持运动，一面装出和运动并进的样子。结果，我们经常因缺乏财力和行动上的统一而遭受失败。

　　在这方面，以冈伯斯本人的罪最大。他实际上是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但在整个运动中，他没有在任何一个钢铁工人的集会上讲过一次话，没有帮助我们募得一块钱的捐款，也没有建立起一支组织工作队。如果我要使他出席我们的会议，差不多唯一的方法，就是偶然在他眼前，在华盛顿的美国劳动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召开会议。即使如此，他有时也会避开。他老是推说没有时间。但是他却有足够的时间，去欧洲住上几个月，帮忙赶造那不名誉的凡尔赛和约；他也有时间到墨西哥京城去旅行，去建立作为美帝国主义爪牙的泛美劳动联盟；至于正在奋力为建立工会而斗争的钢铁工人，他却没有时间管他们的事。

　　我记得，由于缺乏经费与组织工作人员，由于各工会间不能在行动上更好地配合而一度造成了特殊的困难，我草拟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其中敦促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负责人出席下一次的会议。于是我们的总组织干事勃朗（J. G. Brown）到华盛顿去，要求冈伯斯在信上签名（我已经签名了）。冈伯斯勉强地签了名。许多钢铁业工会的领袖，在接到我和冈伯斯共同签名的这封信以后，就打电话给他，问他这封信是怎么一回事，事情是否真的这样紧急。冈伯斯告诉他们说，这不过是一个“例行会议”。结果，会议还是老样子，有决定作用的领袖几乎一个也没有出席，连冈伯斯本人也没有来。有了冈伯斯做榜样，各工会负责人对于他们自己经常忽视和出卖钢铁业运动的罪恶行为，就感到十分妥当了。

　　冈伯斯一直担任着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通常都是派费茨派屈里克代理。终于，在我们的大罢工的前夜，他因要推脱责任而辞职了，并正式任命费茨派屈里克为主席。

　　我的总结报告中的财政数字，清楚地绝无矛盾地暴露了参加全国委员会的二十四个工会的高级领袖们如何破坏钢铁业运动。全国委员会所属的二十四个工会缴来的款项，前后一共有十万一千零四十七元。这个低微数目，是我们费了好几个月才从这些工会挤出来的，这样一个数目的款子，还要用来支持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运动至十四个月之久，并且要在三个半月的罢工期间，养活和支持三十六万零五千钢铁工人。实际上，如我在《伟大的钢铁罢工及其教训》（The Great Steel Strike and Its Lessons）一书中所说，从各方面的情形来说，钢铁工人是以缴纳入会费和会费来支持他们的运动的。并且这笔十万零一千零四十七元的数目，加上二十四个工会所自行开支的平均三个组织干事的薪金，不但为我们交给他们的五十万元数目所抵偿，而且远为我们的这项数目所越过，而这笔数目，是由他们向钢铁工人以庞大的入会费和会费的名义征收的。这些工会当时很有钱；假如它们热心于运动时，几乎任何一个工会所能为钢铁业运动捐出的款项，都会较这些工会全部拿出来的为多。事实上三个和钢铁业毫不发生关系的缝纫工会，即成衣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妇女服装工会（Ladies Garment Workers）和皮毛业工会（Furriers），一共捐出了十八万元，作为我们的罢工救济金；这笔数目，几乎是参加运动的二十四个工会在十六个月中所捐出的两倍。

　　从经费方面破坏运动的丑事，以极端反动的“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最为出色。这个工会是钢铁业中的基本工会；它实际上在运动中赚得了一大笔盈余。虽然全国委员会以十五万元的入会费交给了这个工会，而且这个工会已经向钢铁工人征收了大约两倍于此数的入会费和会费，但是它给予全国委员会的款项，包括罢工救济费在内，只有一万一千八百十一元八角一分。这个工会的财务部门竟得到了二十万零六千元的“利润”。在罢工结束以后，以台夫（Tighe）为代表的那群领袖，在匹兹堡买了一所大厦，作为该工会的总会办公处。

　　美国劳联本身，则没有为运动筹募过一个钱。当罢工开始时，实际上我们曾强迫它发出筹款的总号召的。通过这个号召，我们筹得了四十一万八千一百四十一元零一角四分钱，但这笔款子大部是由我们的钢铁业组织工作人员所募集的，美国劳联的负责人并未出力。而这几笔钱就是我们从美国劳联所得到的唯一的款子，当这笔钱到手的时候，运动已经开始了十四个月，并且三十六万五千工人已经步出工厂，罢工六个星期了。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阻挠（包括钢铁托拉斯的奸细制度、解雇全体工人、资方在工资上的让步、公司工会的组织、恐怖行动、压制人权，以及工会高级领袖的凶恶的破坏活动），我们终于经过十四个月的艰苦斗争，得以在主要的钢铁业地区的钢铁托拉斯的主要工厂内，稳固地建立了工会。根据我财政收支的总结报告，组织起来的工人最少有二十五万人。实际的数目大概还要多些。我们的地方工作者，满可以有理由夸耀一番，说我们已经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即将钢铁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了。美国劳联在过去二十五年间所不曾办到的事情，我们已经办到了。工人已经开始在征服实行“开门制度”的产业的最大堡垒。


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

　　于是，伟大的钢铁罢工，就在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开始了。我们的代表曾去见盖内法官，准备向他提出要求，但他拒绝接见。同时，在整个产业内，开始了以粉碎我们的工会为目标的巨大攻势；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除，以致流落厂外的工人，已经有三万。在这样的情形下，不是斗争，就是死亡。我们选择了斗争。

　　在我们的罢工号召之下，三十六万五千工人，同时在十个州的五十个城市罢工了[3]。“美国钢铁公司”（U. S. Steel）和其他大规模独立的钢铁公司的主要工厂，几乎全部入于瘫痪状态。钢铁工人对他们的巨型敌人，来了一个迎头痛击。钢铁业这次罢工在规模上和伟大的效力上是空前绝后的；连与之稍可比拟的罢工也没有。

　　钢铁业工人是为着以下的要求而斗争的：一、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二、将由于参加工会活动而被开革的工人复职，并补发工资。三、八小时工作制。四、每七天有一天休息。五、取消二十四小时连续轮班制度。六、将工资增加到足以保证维持美国生活水准的数目。七、在所有行业和各种工人中，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八、八小时以外的工作、假期工作、和星期日工作，均须付给双倍工资。九、工会所征收的会费和其他费用，实行由工资内代扣的办法。十、在维持、裁减或增加工人时，以工人的年资为取舍的原则。十一、取消公司工会。十二、取消申请受雇者的体格检查。

　　用不着我重复，各钢铁公司是拼死命和罢工斗争的。勇敢的罢工工人们，须要面对由成群的工贼、打手、郡长的差役、警察和军队所造成的恐怖统治。在许多重要的钢铁业地区里，人权全部被消灭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我们的罢工展开了残酷的宣传攻势。但最坏的是来自我们内部的破坏活动。最高统治阶层的一贯的出卖，这时常常到了干脆破坏罢工的程度。这一点的具体表现，就是联合工会单独与资方妥协而出卖整个运动的企图；固定动力机工工会使该行业工人不参加罢工的企图；而最阴狠的一着，是铁路工人兄弟会拒绝号召会员罢工，而这些会员，是在钢铁工厂和铁路干线相联接的那些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短距离铁路线上工作的（他们虽然已经组织起来，他们的工会没有为资方所承认）；最后，美国劳联全国总部，没有将整个劳工运动团结起来去支持钢铁业的罢工工人。


能够避免失败吗？

　　钢铁工人的英勇，在这种敌对力量的面前，仍是无效的。他们之中有二十二人被杀害了，有数百人遭到殴打或受了枪伤，有数千人被逮捕；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男人、妇女和小孩在斗争着，在忍着饥饿。这次伟大罢工结束后，虽然终于废除了十二小时工作制，并得到了许多别的改善，但没有达到组织工会这一主要目标。一九二零年一月八日，我们无条件地停止了罢工。当时约有十万工人仍在坚持着，但罢工已经失去了它的效力。三个半月的艰苦的罢工失败了；钢铁工人在这种无穷的困难下建立起来的新钢铁工会也被粉碎了。

　　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的纽约《世界报》上，冈伯斯以这样的话，将一九一九年钢铁罢工失败的责任放在我的头上：

    　　“正是这位福斯特先生，当他明知美国钢铁公司在一九一九年对罢工有准备并希望罢工发生，又当美国总统要求至少将罢工延期举行的时候，坚持要进行这一结局悲惨的斗争。”


　　以冈伯斯这样一个破坏钢铁业斗争的人，竟要骂我破坏了这一运动，他的面皮一定是很厚的。离开这点来说，首先让我声明一句：虽然钢铁罢工失败了，但我愿很骄傲地承认我自己对罢工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任何一次罢工，都不及这次罢工具有必要性，具有历史的正确性。要是接受了冈伯斯所说的“延期”罢工的建议，就等于最卑鄙地出卖了钢铁工人。冈伯斯所说的“延期”，和他在我们的斗争一开始时就进行着的破坏政策，是属于同一个东西的。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九月十一日，即在我们预定的开始罢工日期前十一天，威尔逊总统向报界发布消息，说他要求将罢工延到行将于十月六日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之后；这一会议，拟在美国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建立和平。冈伯斯未经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公开发表声明，赞成威尔逊关于将罢工延期的要求。接着，事实证明了美国劳联的最上层领袖，彼此是一致行动的，于是我们的办公处就从大多数参加全国委员会的各工会主席连续接到电报；他们都支持冈伯斯和威尔逊的态度。从以下的几份电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倾向：

    　　“我赞成接受总统的要求，谨此希望备案。

    国际机器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主席 约翰斯顿（W. H. Johnstone）”

    　　“本会工人将遵守总统关于将我们的行动延至华盛顿劳工会议以后的建议。

    蒸汽机工和蒸汽机管理工人工会（Steam and Operating Engineers）主席 斯乃林（M. Snellings）”

    　　“砖匠、石匠和泥水匠国际工会执行局（Executive Board of the Bricklayers, Masons, and Plaster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希望将钢铁罢工的行动延到华盛顿工业会议以后。

    主席 威廉·勃朗（William Brown）”

    　　“我们的意见是：在十月会议以前不应当发出罢工的号召。

    铅管工人和气管装配工人工会（Plumbers and Steamfiteers）主席 艾尔滨（G.. R. Alpine）”

    　　“这时候罢工是很不适当的。

    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主席 拉恩（M. F. Ryan）”

    　　“罢工的号召，还是以延迟到十月六日威尔逊总统召开会议后发出为宜。

    锅炉制造工会（Boilermakers）代理主席 威廉·艾肯生（Wm. Atkinson）”

    　　“我们反对在威尔逊总统所召集的工业会议开会之前举行钢铁业罢工。

    造型工会（Patternmakers）主席 威尔逊”


　　其他各工会的领袖，打了类似的电报给我们。“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则支吾其词，不敢公开地主张延期。坚决反对延期罢工的工会主席，只有铁匠与铁矿工会（Blacksmiths and Mine）与溶铁和炼铁工会（Mill and Smeltermen）的两个主席。

　　这一切给我们造成了真正的危机。钢铁托拉斯在向我们猛烈地进攻；我们面临着政府和美国劳联双方的首领所提出的取消罢工的要求，全国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份子，又都支持这一要求。更坏的是：这个要求是经过阴险的策划的，从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要我们将罢工延迟一个短时期，以便“工人之友”威尔逊总统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

　　至于我自己，则深信只要将罢工延期，便会对我们极端不利。我决不相信威尔逊总统或他所主张的工人、资本家和社会各界三方面的商谈会对钢铁工人有什么好处。延期罢工必然毁坏工人们对我们的运动所抱的信心，把工会置于恶毒的钢铁托拉斯任意摆弄的地位，并使整个组织在大混乱和盲目的罢工中土崩瓦解。这样就远不如以我们二十五万以上有组织的钢铁工人，在斗争中去找出路。不管怎样，为要使工业会议考虑我们的要求，最好是将大罢工摆在它的面前。

　　但是我怎样才能使罢工如期举行呢？如果单是召开全国委员会，无异于自杀，因为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反对罢工的。由于时间匆促，也不可能让一般工人投票决定罢工，或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自己作主，向我们在各地的组织工作人员（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忠实的，是真正希望将钢铁工人组织起来的）用电报和电话征询他们所在地的钢铁业联合工会的意见。回电立刻似雪片飞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群众是要求如期罢工的。以下是这些电报的一小部分：

    　　“要是你们不在星期五早晨以前下令罢工，我们将被迫自己作主。

    给立、南芝加哥两地钢铁业联合工会联席会议”

    　　“贝斯灵（Bethlehem）公司所有的工会的联合委员会，一致票决：要求你们委员会下令罢工。

    组织干事戴伏·威廉士（Dave Williams）”

    　　“假如将罢工延期，我们将无法和盛怒的、认我们为叛徒的工人们见面。

    杨斯敦（Youngstown）地区组织干事”

    　　“为了不致解除我方力量的精神武装和造成绝对危险的情势，千万不要将罢工延期。

    杨斯敦、兰肯（Rankin）、布剌多克（Braddock）、和谟斯忒德、巴特勒（Butler）、匹兹堡、约翰敦（Johnstown）、灰令（Wheeling）、斯修本威尔（Steubenville）、布法罗（Buffalo）等地区的组织书记。”


　　费茨派屈里克虽然一般说来对罢工缺乏信心，但他这一次和我以及各地区组织工作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延期罢工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我们打电报给冈伯斯（“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的反动领袖台夫，是除我和费茨派屈里克以外的第三个委员，他也不敢不在电报上签字），其中说“延期等于彻底解除我们运动的精神武装，使之遭受完全的破坏”，所以要求如期举行罢工。

　　这样，我们就面对着战斗的钢铁工人群众，和美国总统所支持的工会中反动的最高领导阶层之间的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冈伯斯之流反而赞成罢工，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担负公开破坏运动和剥夺工人唯一取胜机会的责任。因此罢工就在九月二十二日如期开始了。但是罢工胜利的可能，无疑地已因威尔逊和冈伯斯主张“延期”的阴谋受到损害，而减少了外界对我们的同情。

　　威尔逊的工业会议的结果，证明我们没有将钢铁工人的命运交给会议去处置，是十分正确的。当时大老板们正在发动美国劳工史上最大的实行“开门制度”的攻势；他们在战后对工人发动这一凶恶的攻势，目的在于剥夺工人的较高工资、较短的工作时间，以及在战争期中所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由于威尔逊所召开的会议[4]是被最大的资本家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它反映了上述发展着的攻势。它的极端的反动性，使得出席会议的人立即因工人方面所提出的允许工人有组织自己的基本权利这一建议而分裂。连冈伯斯之类的反动领袖，也不得不退出会议。

　　我们在如期罢工的行动中，保护了工人们从斗争中找出路的机会；假如美国劳联的领袖们不曾破坏罢工，罢工是会胜利的。如果我们采行了威尔逊和冈伯斯关于“延期”的建议，结果必然是惨败，并且会在美国工人史上写了空前无耻的破坏罢工的一页。

　　假如劳联的领袖们想要追究钢铁业罢工失败的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他们自己的总部来担负。失败的真正原因，应当归之于他们自始至终在钢铁业斗争所采取的漠视、阻碍和破坏罢工的态度。如果他们在芝加哥会议上采纳了我的原定计划，我们至多只需要举行短期的战时罢工，就会顺利地取得胜利。但是他们拒绝以必要的经费和组织工作人员来支持运动的政策，使得整个运动失去了战斗力，而使罢工不能延迟到战争已经结束，对军火的迫切需要已经成为过去、工业即将萎缩、政府已经改变了它的妥协态度、和老板们的庞大攻势已经开始的时候。钢铁业工人在艰苦的组织工会的运动中的斗争性和牺牲，他们的英勇的罢工运动，也未能克服这些主要由于劳联反动领袖的破坏政策所造成的阻碍。


钢铁罢工中的策略

　　当然，钢铁业罢工如果胜利了，就会大大鼓舞所有各产业部门的工人，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由于我认识到工会运动的重要，我对这样一个胜利所能开辟的种种可能性，是相当了解的，而我的总战略，就是以这些可能性为根据的。当我们在屠宰业中取得胜利后，我便迅速地利用这一胜利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将运动扩大到钢铁业中去。假如当时钢铁业的斗争胜利了，我准备重复同样的步骤，以转入更远大的计划上去。

　　工会如果夺取了钢铁业这一实行“开门制度”的主要堡垒，就能更顺利地组织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利用这种情况，使劳联在一切没有组织起来的主要产业部门中，同时发动一个庞大的组织工会的运动。具体地说，我打算建议仿照钢铁业工人全国委员会的样子，设立一个庞大的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经由该会所属的若干委员会，监督每一工业部门中的组织工作。按照我的估计，如果设法击败了钢铁托拉斯，我们就能把劳联拖进这一巨大的组织的运动，而且工会领导阶层尽管破坏，我们也能胜利地坚持这个运动。这样，我们将能真正地把成百万工人组织起来，并实实在在地进展到将整个工人阶级组织到工会中去的目标。假如美国劳联肯让钢铁业的斗争获得胜利，这个大胆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我曾明确地估计到：工会会员这样大量增加之后，工会的性质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所必然发生的基本变化，将有以下各点：（一）发展重点将由技术工人转到比较没有专门技术的工人；（二）打破行业工会的旧制度，而奠定产业工会的基础；（三）使工会的政策，更带上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使它们具有更远大的社会观点；（四）发展比较忠实和进步的领导集团。总之，我估计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将大有助于实现我们多年来所怀抱的希望，亦即将美国劳联变成一个进步的组织。

　　这些趋向，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斗争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两个运动，都是主要以非技术工人群众为基础的，都是明显地代表产业工会的，都具有战斗性的政策，并且都产生了新的、反冈伯斯的领导集团。

　　上面所说的钢铁业斗争胜利将会产生的主要结果，亦即将成百万的其他工人组织起来和使得劳联转变，是不需要很敏锐的眼光，就可以看到的。盖内的狡黠的顾问们，他在银行巨头中的朋友们，必定觉察到产生这些结果的可能。他们无疑地已经认识到：假如我们的钢铁罢工胜利了，他们将面临着一个具有新生力量的、更强大的工人运动；在钢铁业被击败以后，还有哪一个部门能够抵抗组织工会的运动呢？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始终疯狂地和罢工斗争。

　　冈伯斯是个机灵的老狐狸。他也知道钢铁斗争的胜利，对他不利，因此他也对我们的罢工加以破坏。他能清楚地看到，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斗争中，已经发展着产业工会的趋势，并且不能不感到这种趋向在日益威胁到他的整个统治。至于反冈伯斯的新领导集团问题，则已尖锐地公开出来了，并且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

　　有一天，著名的新闻记者乔治·威斯特（George P.West）到我们的匹兹堡办公处来。我们一向处得相当好，这次我大意地向他暗示了钢铁业斗争对于美国劳联有着什么更广泛的意义。威斯特没有向我透露他的计划，就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的《民族周刊》上突然发表了一篇“独家新闻报道”。他生动地描写了正在兴起的费茨派屈里克和福斯特的联合派，在衰落的冈伯斯和莫里逊（Morrison）集团面前所造成的威胁，以及劳联转变的问题。冈伯斯勃然大怒，要求费茨派屈里克解释这件事。于是费茨派屈里克从芝加哥打长途电话来问我[5]。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组织工人的运动，如果公开和冈伯斯等斗争，将会破坏了这个运动。我和费茨派屈里克乃决定不理睬威斯特那篇文章，就此了结这件事情。但几天以后，费茨派屈里克将他写给冈伯斯的一封信的副本寄给我，其中热烈地称赞他在屠宰业和钢铁业两次斗争中所做的“工作”；这是使我大吃一惊，而且感觉不快的。

　　但是约翰·费茨派屈里克的道歉信，还不能使冈伯斯和劳联其他的领袖放心。直到在激进的领导下的、并且具有种种令他们骇怕的可能性的罢工被击败以后他们才放心。除去他们中的少数人以外，这些领袖自始至终破坏罢工，是因为他们和盖内的既得利益都受到了威胁。所有这一切说明：将钢铁业和其他基本工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是工人运动中进步派的任务，不管反动的工会领袖怎样反对，都必须将它实现。这在一九三六年产业组织委员会进步工会的钢铁业斗争中，和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斗争中，都是一样的。

　　组织钢铁业工人，使美国工会运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工会已深入了实行“开门制度”的最大工业部门。在美国历史上，一九一九年的钢铁罢工是最为关系重大的一次罢工。工会领导阶层当时在斗争中可能达到的胜利，会将整个工会运动在力量上和发展上都提到更高的水平上去。同样，它的失败也在即将到来的老板们的猛烈攻势中，在以后几年工会反动倾向的加深中，成了一个巨大的因素。

一九三六年



[1] 见第二章末尾所述。

[2] 盖内法官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主席。

[3] 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是三十六万七千人。

[4] 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5] 在钢铁业斗争期间，费茨派屈里克是芝加哥劳动联盟主席，住芝加哥；我在匹兹堡领导全国的组织工作人员。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12 10:17

四 美国工团主义的基础

　　美国的劳工运动，早已深深地染上了这种反政治的工团主义的病症，而且在事实上，其程度较之英国和德国这些类似的工业国家的劳工运动还要深得多。在一八八六年为争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运动中，已经表现出这种初期的工团主义及其关于罢工和反对议会斗争的理论了。此后二十年中许多双重产业工会，都表现了类似的抬高经济行动和压低政治行动的种种倾向。但工团主义倾向的充分表现，莫过于在一九零五年组成的“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组织内。不几年后，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小的组织，名叫“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旧工会对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反对，正是由产生工团主义的那些基本力量所产生的。

　　工团主义的倾向，也强烈地表现在社会主义运动左翼中的下列倾向上：反对议会活动、颂扬工会运动的经常作用、削减党的作用、以及宣扬关于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的建立工会的国家政权的理论等等。社会劳工党和社会党的左翼，共同建立了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会。当时的三位出色的革命领袖，强烈地表现了工团主义的特点。但尼尔·德里昂是美国工团主义理论的祖师；尤金·戴伯斯承受了德里昂的许多工团主义的幻想；威廉·海渥德竟然成了一个十足的工团主义者。工团主义倾向在社会党内的力量，可以从以下的突出例子得到证明：在一九〇九年的分裂中，许多脱党的人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同样的情况，又在一九一二年范围大得多的社会党全国性分裂中发生了。在产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九一九年的社会党大分裂中，左翼仍是染着工团主义倾向的，而只是在种种的正确影响下，它才免于堕落到公开的工团主义中去。我在下文中就要谈到这些正确的影响。

　　持久而又普遍的工团主义倾向，其根源在于美国的种种基本条件，在于长期起作用的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而欧洲工团主义的影响，不过是次要的原因。由于美国的种种因素阻碍了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在阶级意识上的发展及这一阶级本身的成长，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这样的倾向：将工人的斗争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以内，因而造成了工团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

　　首先，比较好的经济状况，阻碍了美国群众的阶级觉悟，这表现于一些起着阻碍作用的因素，例如在几十年中，存在过政府允许人们自由占领的大量土地；传统的较高工资和生活标准；庞大的、保守的工人贵族和腐败的工会官僚统治的发展；在工业的长期迅速扩展中，大量的工人变为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等等。这许多经济因素，强有力地模糊了阶级的界线，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发财幻想，窒息了群众的阶级斗争，因而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工团主义。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抱着普遍的幻想；这种幻想是由以下的种种事实形成的：美国的民主革命，给工人带来了相对高度的形式上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权利、组织和罢工的权利、被选举为官吏的权利、以及“合法的社会平等”的幻想等等。这些权利是工人们在许多年前经过斗争争取来的，但今天已经不能再作为尖锐的政治斗争的目标。因此，美国的工人与德国、奥国、和旧俄的工人不同，他们没有感觉到：当前的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政治痛苦，足以形成群众性政党的基础。工人们所受的许多难忍的痛苦，在他们自己看来，好像只是有关工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等的经济问题。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工人主要地只在经济范围内进行了斗争，为什么他们不能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党或工人党；这就替工团主义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以下的许多重要因素，也起了阻碍美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活动，和助长工团主义发展的作用：由于美国地方政府权力较大，分散了工人的政治活动。在美国有大量的被剥夺了公权的移民工人和流动工人，他们主要只关心经济问题，容易染上不问政治或反对政治的情绪。工人阶级的庞杂，如它的民族种类、宗教和传统的繁多，使得整个阶级不易团结。美国政治腐化，声名狼藉[1]，使得许多工人对政治行动一般地发生厌恶。美国劳联的极端反动的统治，使得革命的工人厌恶旧工会，因而脱离。最后的一点，但也是重要的一点，是小资产阶级在社会党内的控制地位，及该党的改良主义政策，迫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工人脱离该党，转入工团主义的活动；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上述的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二年的分裂中看出来[2]。

　　以上的一切因素，构成了工团主义这一持久的偏向在美国滋长的土地。但这些因素本身，只造成了工团主义的客观的可能性。基于一个主观的因素，美国工团主义才实际发展为成套的东西；这个因素就是左派在理论修养上的缺点。这就是传统的“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即左派不向这些反政治的力量作斗争，反而适应它们，并将自己的斗争限制在经济范围内。美国当时没有列宁，不能在许多不利于政治行动的因素面前，推敲出一个革命的政治政策；美国的左派，对于列宁所做的工作也并无所知。我们已经看到，左派在三十年间最出色的领袖，包括德里昂、戴伯斯和海渥德，不过是促使左派落到工团主义的沼泽中去而已。不幸，我也是促使工团主义的混乱更加扩大的一分子。

　　简单说来，左派在理论偉大國家主席斯諾登同志要犯了以下的几个倾向于工团主义的错误：（一）以德里昂为代表的那些人，大大低估了党的作用，因而直接引起海渥德和其他忠实的工团主义者根本摈弃了党。（二）夸大工会的作用，因而产生了工团主义的推测，即可以经由空想的双重产业工会，实现革命。（三）误解国家的作用，特别是误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按照工团主义的想法，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由工会组成的国家机构来管理。

　　虽然工团主义的倾向有力地在美国持续了很久，但它终于缩减为一个极其次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它所借以立足的理论上的混乱，已经大部分被澄清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普遍学习中的列宁的著作，用实践说明了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工会的从属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因而攻破了旧时美国工团主义的空想。这些基本道理，是在苏联从日常斗争中，从夺取政权中，从建设社会主义中得到的，而在战后德国、奥国、匈牙利和中国等的革命高潮中，又得到证明。美国的真正的革命力量，也学习了这些经验。于是，当美国共产党于一九一九年成立，并将这些根本的政治经验放在党纲里面的时候，美国的工团主义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社会党、社会劳工党、世界产业工会、北美工团主义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这些集团中最优秀的革命者，都团结到共产党方面来了。反政治的世界产业工会于是开始萎缩了。除去这种理论上的澄清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也大大地加速了世界产业工会的衰退，例如世界产业工会的双重工会主义；它对于自发性的过高估计和对于组织工作的过低估计；它的分散的组织形式；它对于反宗教宣传的过份强调；它所起的作用，使它近于一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宣传团体而不近于工会；它在罢工中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它的硬性的策略；它拒绝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宗派主义态度；以及它对苏联的反革命态度使革命工人和它疏远等等。世界产业工会衰退以后，工团主义的倾向就迅速地没落了。这个时期以后，美国的客观情况也大大改变了；整个阶级斗争带上了更多的政治性；这一切更有助于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阶级政治行动，而止住了工团主义的倾向[3]。



[1] 这种深度的政治腐化的来源，主要是公众权力之被盗取，和与这相联系的另一事实，即立法代表全体受贿。前者是资本主义在美国所积累下的特色之一。

[2] 见本书第一章。

[3] 关于美国劳工运动中的工团主义的更广泛的讨论，见我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共产党人》上发表的文章。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1-19 11:36

五 工会教育同盟

·老毛病：双重工会主义


　　一九一九年钢铁业罢工的失败，破坏了我的整个战略。借这个斗争为跳板在各产业中普遍发起组织运动的计划，现在是无望了。我原想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借以推翻冈伯斯的机构，但这一希望也消失了。但是从屠宰业和钢铁业运动的经验中，我们这些积极份子，除去得到了一些关于建立产业工会等所需要的主要教训外，还得了两个大的教训，作为我们以后行动的指南。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在保守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政策根本是正确的。仅仅是一小群积极份子就已经能够在美国两个高度托拉斯化的产业中，起了发动和领导各种运动的作用，并通过这些运动组织了五十万以上的工人，包括本国工人、由国外移民来的工人、黑种工人、白种工人、技术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以及女工和童工。并且我们还成功地把这些运动初步地引入产业工会运动的道路。我们的全部工作是在愚蠢、无能、冷酷的劳联领袖们的直接破坏之（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漏了“下”字）完成的。

　　第二个教训是：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经验中，我们又一次清楚地认识到组织左翼集团亦即组织有斗争性的少数人集团的必要。我们同进步分子组成不甚紧密的统一战线，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这是不够的。在这两个运动中，工会的正式机构事实上是掌握在反动的工会上层领袖手中的，于是左翼缺乏坚强的机构，就成了我们的严重障碍。在屠宰业中，因为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左翼运动在背后支持，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钢铁业运动中，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组织工作者，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其中约有一半是社会党人、进步党人（Progressives）、农工党人（Farmer-Laborites），以及其他工会的积极分子，包括了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老战士约瑟夫·曼莱和山姆·哈摩斯马克等人，因此我们在这里进行工作就不像在屠宰业中那样困难。正是因为应用了这一掌握群众的工具，才抗拒了威尔逊、冈伯斯关于将钢铁业罢工“延期”的要求，也就是取消罢工的要求。但是这个组织还是不够的。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另外建立一个组织。老的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和世界工会教育同盟，虽然这时确实已经破产了，但是，我们将来是可能得到更大的成功的。怀了这样一个念头，我遂于一九二〇年一月罢工运动结束后辞去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弟兄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其它地方译为“兄弟会”）组织干事，和垂死的钢铁业全国委员会的书记这两项职务。我决心再回到铁路上去做工，并且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资格在工会中再度建立有组织的左翼运动。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完一部关于钢铁业罢工的书[1]以后，想在铁路上找工作，但是发现我在芝加哥被列入本行业的黑名单了。我在芝加哥劳联的机关报工作了一个短时期，但是不久就离开了这个工作，而开始了失业的生活。

　　这时杰克·约翰斯顿、约瑟夫·曼莱、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芝加哥的积极份子，开始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左翼工会组织。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终于在芝加哥出现了一个二十余人的小团体，这就是工会教育同盟（Trade Union Education League）。在这个组织里我又被选为书记。


老毛病：双重工会主义

　　这个新组织起来的工会教育同盟马上撞到了一块礁石。它的两个先驱团体，北美工团主义同盟和世界工会教育同盟，也正是在这块礁石上撞破了的。那就是一般的革命分子所采取的双重工会的态度。这种态度现在似乎仍不弱于先前。在屠宰业和钢铁业的运动中，这种双重工会的幻想大大地阻碍了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就不能号召包括了大量的波兰、俄国、立陶宛、以及其他移民工人的左翼积极分子积极参加这两个大的组织运动。在屠宰业中，杰克·约翰斯顿曾经对左翼社会党人发表演说，公正地请求他们帮助他向反动的兰恩派的领袖们进行斗争。但是没有效果，他们这些人已经把劳联视如毒物，不愿再为出力了。

　　钢铁业运动的情形也大致相似。抱双重工会主义的社会党左翼（共产党当时正将从这里产生出来），除了在一两个地区以外，都对我们的运动采取冷淡和不同情的态度。而世界产业工会和社会劳工党却以最尖刻的言论攻击这个运动。当时双重工会思想所产生的力量曾表现在我们与戴伯斯在杨斯敦城的冲突上。一九一九年，在这个大的钢铁中心，劳联因为屡次出卖罢工运动，已经大大地失去了人们的信仰，因此使我们对于组织工人的工作感到异常困难。这时戴伯斯正因为他在坎吞（Canton）发表的一篇反战演说[2]将要入狱，也在那里召开大会，发表典型的双重工会主义理论，猛烈地攻击我们的运动。这件事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激怒了我们的组织工作人员。因此我和另外两个人组成三人委员会去拜访戴伯斯，请他停止对我们的攻击，否则我们就要向他公开宣战。最后他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说服他去劝那些每次挤满他所召开的大会的钢铁业的工人群众参加劳联的工会。但是当大罢工运动爆发的时候，戴伯斯衷心赞同我们的罢工运动，并且从亚特兰塔（Atlanta）（录入者注：现通译亚特兰大）反省院写信给我说，如果他现在是自由的话，他一定会同我们并肩作战，以取得罢工的胜利。

　　一九二〇年，双重工会主义者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其上的世界产业工会，在战时轰轰烈烈了一阵以后，已经大大地衰落下来，而逐渐变成一个支援它的许多政治犯的组织。但是双重工会的思想，仍旧得到了许多独立的产业工会的支持。这些工会，包括食品业联合工会（Amagalmated Food Workers）和劳工联合委员会（United Labor Council），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加拿大统一产业工会（One Big Union of Canada）。它在美国的势力很大。二十世纪初叶以后，加拿大工会中（进步的）反对分子还没有像美国的左翼那样严重地遭到双重工会主义折磨，因此，在许多年内曾经掌握了西部整个工会的统治权，并且很快地在加拿大的整个工会运动中发生了作用。但是双重工会主义的幻想终于侵入了他们的头脑，因此他们的有希望的局势，就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在喀尔加利（Calgary）（录入者注：现通译卡尔加里）成立命运不佳的“统一产业工会”时被断送了。“统一产业工会”同样地把富有斗争精神的人们拉出旧工会，因而让反动派整个地统治了这些工会。

　　尽管这种双重工会主义的理论在长时期中没有什么成就，但它几乎对于整个的美国左翼，还是继续起着催眠作用。世界产业工会是如疯狂似地信奉双重工会主义的；它甚至拒绝讨论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问题。就是社会劳工党以及一九一九年自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也是一样。刚从社会党中产生出来而包括两个共产党组织的初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倾向双重工会主义的，因此它赞同世界产业工会。甚至工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分子们也都坚信在旧工会内不应进行工作。我还记得这些自由主义者于一九二〇年在纽约召开的大会上，当我在关于钢铁业斗争的演说中提议革命家应当放弃建立双重工会的愚蠢政策，而应当集中注意在保守工会内部的工作上的时候，他们都在嘲笑我[3]。

一九三六年



[1] 作者曾于此时完成《伟大的钢铁罢工及其教训》一书——译者。

[2] 指一九一八年六月戴伯斯在俄亥俄（Ohio）州社会党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为了这个演说他曾被判在联邦反省院坐监十年。

[3] 参看本书第七章对于双重工会主义的估计。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2-1 17:28

六 战后对工人的进攻

　　在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情况下，以前在工会运动中公开活动着或暗藏着的一切“阶级合作”倾向，都发展到了顶点。工会的官僚集团将工人的利益和老板们的利益完全混为一谈。他们把工会贬低到资本家工具的地位。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不论资本家提出什么政策，工会领袖们一定接受，并以之为自己的政策。当政府的政策是“中立”时，这些官僚们就成了叫得最起劲的中立主义者。当资产阶级准备积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工会领袖们就大声疾呼地表示拥护。在美国实际对德作战以前，美国劳联的官僚已经在请老板们放心，说工会一定会支持他们的。距美国参战前差不多一个月，举行了一次重要工会负责人的特别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一长篇爱国宣言，其中说：

    　　“尽管我们努力和希望（避免战争——译者），一旦我国被拖入欧洲各国间斗争的漩涡，我们基于在这里宣布的自由和正义的理想，亦即国策所不可缺少的根据，将以我们在一切领域中的工作，贡献给我们的国家，俾能在任何敌人面前，捍卫和保全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以工人、正义、自由和人道的神圣名义，号召我们工人弟兄和同胞发扬爱国精神热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战争开始了六个月以后，冈伯斯派为了阻碍左派的反战宣传，组织了所谓“美国劳工民主联盟”（American Alliance for Labor and Democracy）。它说明原则的宣言是这样开始的：

    　　“美国劳工民主联盟在第一次全国会议上宣布它对于现在被专制主义和黩武主义的力量所攻击的民主事业的忠诚不渝。我们站在工会运动者、社会改革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保证在目前的世界斗争中忠诚拥护美国政府及其同盟者。我们宣告：唯一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护民主；或者是民主长存，人类永享自由；或者是专制主义胜利，人类陷于奴役。我们在这个首要的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左派的抵抗不久就被克服了。工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众，都受了欺骗，跟着美国劳联的负责人们走了。这些负责人和老板们亲密地共同投身于各式各样的战争活动。他们成了一切委员会的委员，包括全国战时劳工局和其他一切加强战争的机构。他们派遣代表团到英国和法国去帮助那些国家强迫不愿意参加战争的群众参战。冈伯斯大走红运，成了一个大“政治家”，并且成了威尔逊的左右手。各方面的报纸和其他的资产阶级组织吐出了大量的对于耳软的劳工领导者的谄媚之辞，而这些劳工领袖听得津津有味。

　　老板们的眼光是厉害的，他们知道终久（录入者注：即“终究”）要和工人们进行激烈的斗争，因此要求在战争期间建立阶级和平。这一点被那些狗腿子官僚们毫不犹疑地接受了。一九一八年初，他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不但在实际上带着取消罢工的性质，并且直接阻碍组织工人的工作。协议中有这样一条规定：

    　　“在参加工会和没有参加工会的男女工人共同工作的工厂中，其厂主只能与在该工厂工作的工人或其代表会商，这种情况的继续存在，不应视为不良状况。”


　　这就保障了实行“开门制度”的工厂的现状；各工人委员会也是这样理解的。这项规定直接阻止了各产业部门工会的建立。工人领袖们也是以这种精神来接受这个协议的。他们事实上根本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保卫他们的利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取得战争的胜利。由于当时对工人需要之切，只要稍加努力就很容易争取成百万的工人加入工会。正因为没有这样作，工会在以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尽管冈伯斯派的领袖们在战争进行每一方面破坏和出卖工人，但是由于工人施用压力，要求组织起来并改善现况，使得工会开始发展和活动起来。在铁路、钢铁、屠宰、伐木、五金、纺织和其他的许多产业部门中，成千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劳联所属工会的会员数目，从一九一七年的二百三十七万一千四百三十四人，增加到一九二〇年的四百零七万八千七百四十人，在许多产业部门中，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改善了工作条件，工资（尤其是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也有了很大的增加。

　　战争终了的时候，工会的官僚集团正生活在幻想的乐园里。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好像很可乐观。工会组织强大起来了，并且已经在从来绝对不许成立工会的产业部门中建立起来；不管政府如何进行破坏，工会还是迅速地发展着。工会的领袖受了老板们的笼络，又被政府用错综复杂的“阶级合作”的计策，把他们和老板套在一起，因而相信他们的“阶级和平”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但是这些幻想不久就被打破。战争结束以后，工会不久便和一个空前凶恶的资本主义敌人即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时的美帝国主义已经因在世界大战中得到培育和加强，几乎完全改变了面貌。

　　在世界大战以前，由于美国据有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阔的领土，蕴藏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煤、铁、石油、木材等资源，美国正在必然地向着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目标前进中。它在往这个方向大步迈进的途中，夺取了夏威夷、古巴、拍托·里科（录入者注：现通译波多黎各）、菲律宾、关岛等地，并开凿了巴拿马运河，而使它得到了富庶的可资剥削的殖民地，和建立控制中美的霸权。美国无比的工业系统的发展，也为美国的世界地位奠下了基础。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大大地加强了美国这个帝国主义的发展。各盟国由于战争的消耗已经筋疲力尽，对于美国工业和财政资源的需求，异常巨大；美国则以世所罕见的大量战争物资和资本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美国就代替了英国，一跃而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工业和金融的领袖。

　　在战争刚刚结束以后，这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就和陈腐的工会运动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老板们的目标，是要剥夺工人们在战争期间所得到的一切权益。他们决心要削减工资，尤其决心要毁灭工会，以便保证自己取得更大的利润，并在各产业部门中为所欲为。美国这种将工人“减价”的运动，实是世界资本主义在战火熄灭以后，为巩固自身所作的奋斗的一部分。

　　对于美国工人的主要进攻，是用阶级合作主义这一特殊的烟幕来掩盖的。在一九一九年间，特别是教会团体，提出了一系列的建立阶级和平的建议；这些团体包括天主教全国战争委员会（Catholic War Council）、耶稣教会联合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圣公会社会服务联合委员会（Episcopal Joint Commission on Social Service）、浸礼教社会服务委员会（Baptist Social Service Committee），长老会教友大会（Presbyterian General Assembly），美以美会主教委员会（Methodist Episcopal Board of Bishops）、教会联合世界运动委员会（Interchurch World Movement）等等。这一个广泛的运动具有一个总的纲领，即以缓和的社会改革为基础建立“阶级和平”，并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个运动的预定效果是要去混乱工人的思想和乘着资本主义的进攻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解除他们的武装。

　　作为这一个以阶级合作为掩护的运动的一部分，威尔逊总统于一九一九年九月三日发出通知，说是将于十月六日在华盛顿举行全国产业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将包括厂主、社会人士和工人的代表。这次大会所宣布的目标，是要“讨论资本家和工人密切合作已经证明具有效果的办法”。但在会议召开之前，暴风雨到来了。九月廿二日，三十六万五千钢铁工人开始罢工。由于十月六日的会议拒绝处理罢工问题，工人代表退出了会议，会议因而破裂。阶级战争于是真正开始。

　　接着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系列的工人斗争。此后三年间，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卷入大罢工的怒潮。老板们到处设法削减工资并彻底破坏工会；尽管工人们的领导阶层软弱无能而且惯于出卖工人，但工人们到处进行积极抵抗。在煤矿、屠宰业、印刷、营造、纺织、制鞋、海运、缝纫、伐木等产业部门中，都发生了激烈的罢工斗争。这个运动在一九二二年全国四十万铁路工厂举行伟大罢工的时候，达到了最高潮。

　　在这种对工人的激烈和顽强的进攻面前，工会的领导阶层表现了自己是完全无用的。它们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思想，它们陈腐的行业工会制度，它们的腐朽罢工战略，在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强大资本家的激烈进攻面前，要去保卫工人，保卫他们的团体，不但无用而且有害。行业工会以种种最无耻的方式，在各个战线上出卖了工人。结果工会在各方面遭受了惨痛的失败。钢铁业、屠宰业、伐木业和海运业中的工会，一部分完全被消灭，一部分奄奄一息了。矿工工会被削弱到严重的程度；印刷、缝纫、制鞋、营造和纺织业中的组织也是一样。铁路工厂工人罢工的彻底失败，使铁路工会的整个机构遭到损害。劳联所属工会的人数，在整个斗争中减少了一百万，劳联本身也从许多重要的产业据点中被驱逐出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州当局残酷地压迫左派份子；被逮捕和驱逐到国外的有好几百人。整个说来，工人在各种产业中所遭受的失败之惨重，是美国劳工史从来所没有的。

　　在这些历史性的斗争当中，各工会中的左派就在工会教育同盟里面及其周围组织起来了。工会中的左派和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来的口号是：“联合起来，组织工党。”它们建议将分散的行业工会联合起来，动员无组织的工人参加到强大的产业工会中去。它们要求劳工领袖与两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断绝关系，并由工会发起建立工党。它们坚持积极和老板们斗争的政策。这个纲领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奋；工人们充满了斗争的情绪。劳联所属工会的会员群众，有一半以上拥护“联合起来，组织工党”的口号。

　　但是保守的领袖们丝毫不肯接受这个纲领。联合将使他们不能再在工会中光支薪不办事；工党会拆散他们和资产阶级政客的联盟，使他们得不着油水；至于积极斗争的计划，那是违反他们的整个阶级合作思想的。因此，他们通过了对于工会机构的专制统治，扼杀了联合运动，破坏了组织工党的运动，开始实行有步骤地向老板们投降的纲领。为了使这种投降成为可能，他们凶恶地压迫和驱逐左派，因为这样可以使怀着不满的群众脱离左派积极份子的领导。

　　一九二二年铁路工厂工人罢工失败以后，工会的官僚集团确定了细致的和变本加厉的阶级合作的方向。

一九二七年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2-1 17:28

七 双重工会主义

·战斗的外籍工人
·繁荣并非阻力
·双重工会主义的失败
·工会活动的削弱
·以分裂为手段的破坏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破坏
·新的现实主义与旧的空想主义
　

　　人们久已知道，美国的劳工运动比起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来有很多的缺点，它缺少对于社会发展的远见，在政治及产业组织方面一般地也比较落后。这是无可否认或争辩的事实，真正从事工人运动的人们也并不想来否认或争辩它。他们的目的应该在于解释这种奇怪的情形，即为什么在世界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工人运动竟如此落后；下面是为工运家和一般研究工运的人们所普遍承认的两点解释：（一）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国籍和宗教信仰的几百万外来工人使工人运动大为复杂起来；同时由于工业中聚集了这批几乎无法组织的工人群众，使组织工会与教育工人的工作大受阻碍。（二）美国工人因长久居住于任人据为己有的土地上，而美国无比的工业发展又使他们谋生较易，因此美国工人不像欧洲被压迫的工人那样感觉到组织的需要，也没有那样富有革命性。这也即是说，过多的移民和过度的繁荣，使美国有组织的工人变得极端落后。


战斗的外籍工人

　　关于第一点解释：尽管产业工人的民族复杂毫无疑问地阻碍了工人政党的建立，并使工会组织工作更难进行，但是这项困难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渲染的那样恶劣。工运领袖以外来工人“无法组织”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与行业工会组织的种种缺点，这原是很方便的。事实上，外来工人显然是可以组织起来的，并且常常比美国工人更容易组织一点。这一点在过去十年的罢工运动中已经屡次得到证明。一九一二年罗凌士（Lawrence）纺织业大罢工就是以从一二十个不同国家来的工人为骨干的；同样，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屠宰业工会运动也是以外国工人（多数是斯拉夫人）为中坚的。他们首先建立起工会来（在谈判成功之前，美国工人多数是拒绝加入的），并一直坚强地斗争到底。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的钢铁工业的伟大的组织运动与罢工运动中[1]的经验也是如此。有些工厂中工人的民族种类虽然多达五十四种，但他们能很快地携起手来组织工会。组织生长在美国的少数工人比组织外来的民族复杂的、生在外国的多数工人困难得多。当我们与钢铁托拉斯展开历史性的斗争时，外籍工人曾有不朽的光荣的表现；他们显示了工会会员的最崇高的品质。

　　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的多数会员是外籍工人。的确，你在全世界的工运中无论如何找不出一个比它更有辉煌战绩的工会。但是外籍工人可以组织起来的最好的证明还是在成衣业方面。成衣业的工会一般是由许多属于不同民族的工人组成的，主要是犹太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及立陶宛人；其中美国工人只占极少数，在工会中负行政职务的根本没有。可是所有成衣业的工会都比普通的美国工会进步十万八千里；实际上，他们比起一般的欧洲工会来并无逊色；他们是普遍消沉的工人运动中的一线光明。

　　我们必须认识到：外籍工人虽然多少使工运问题复杂了起来，但目前工运的惨淡光景并不能真正归咎于他们。他们的思想很急进，也能接受最进步的社会纲领。他们占大工业工人中的大部分，而迄今还未能够在政治上和工业上组织起来，其直接的原因，是冈伯斯统治集团毫无作为和毫无能力。


繁荣并非阻力

　　硬以美国工人阶级的比较富裕一点来解释美国工运的落后，与归咎于外籍工人一样是完全不通的。事实上极度的富裕不但不是阻力，而是对工会组织和工人激进思想的一个刺激。在下述彼此相反的两种情况下，工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进步最快：（一）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时期；（二）在所谓繁荣时期。生活很艰苦的时期，工人被迫不得不去思索、去行动；在繁荣时期，剥削减轻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勇气自动前进。在不好不坏的时候则是停顿时期，工人运动无论在教育方面或组织工人方面都难有成就。因为在这种时候，上述促使进步的两个因素——严重的压迫与向前发展的野心——所起的作用都是最低的。

　　在美国，我们可以清楚回想一下“机会”与“繁荣”所给予有组织的工人的“好处”。美国西部一向是机会甚多、工人缺乏、工资优厚的地方，而一般地说，它也就是战斗的工会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自然产地。倒是在东部工人最多、工资最低、小生产工人机会最少的地区，工人的组织和工人对革命的认识进步最慢。同样，在全国情况普遍艰苦的时候，工会的力量就软弱起来，工人因受挫折而悲观消极，完全失去了勇气和想像力；可是一旦暂时的“繁荣”随着出现，工人运动立刻蓬勃起来，胜利的工会也就迅速地发展；同时因为已经尝到权力的滋味就想有更多的斩获。这种趋势在战时及战后繁荣时期已清楚地显露出来；在这个时期中，工人享受着空前的富足的生活，工资空前提高，工作条件空前优越，工作时间空前缩短。但繁荣并没有损害工人运动，而是使工人运动在物质上精神上受到历史上最大的刺激。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之下一样，工人总是成千成万地加入工会。这时工会强烈地为大量涌入的新生力量所鼓舞，并且眼看资方战斗力因工人缺少而大为削弱，就向资方提出并坚持战前不敢梦想的各种要求和条件。一种基本上的激进倾向在整个工人阶级的中间发展了；当然这还不是合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但它表现了工人们想在产业中和社会上获得更多权力的渴望、并愿为之奋斗的心情，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密切相联系的。这是很自然的，工人们在一九一九年，当铁路工会的权威与影响到达顶峰时，宣布了布勒姆方案（Plumb Plan），要把铁路从现在的所有人手中争取过来[2]。

　　工人，特别是在我们这样落后的工人运动中的工人，总是从行动中学习的。正是在繁荣时期，亦即在他们享有巨大权力和幸福的时候，他们最强烈地希冀能得到更多利益。由于这种情形，由于工人习惯地利用压力稍轻的时机扩张他们的组织，提高他们的要求，所以极度繁荣的时期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的危险时期。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来，极度繁荣时期和十分萧条时期一样，是真正进步的时期。以为美国工人落后是由于过度繁荣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美国工人并不因为繁荣而减弱，倒是因此而更有生气并加强了战斗性。这是因为美国工人的生活较好并不应成为他们的工人运动微弱的理由，而应该是使他们的工会组织即使不是革命的、也应该是强有力的理由。

　　目前美国工人运动的可悲的落后情形，并非由于外籍移民工人的反动影响或国内普遍的较高生活水准所起的麻痹左右。只要你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在某种情况下，上述二个因素，特别是前者，或许会阻碍工会的发展，但充其量它也只是次要的因素。这种特殊情况还有别的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美国一般激进分子及进步分子三十年来所忠诚奉行的致命的双重工会主义的政策。由于这个政策，成千最好的积极分子都离开了工会群众，浪费时间，徒劳无功地想建立想来很完满的工会，以代替旧的工会组织。结果，多少年以来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一步一步地失去活力，使它的每一方面的工作与表现都受到彻底的破坏。双重工会主义损毁了促使美国工人运动进步的基本源泉。工人运动所以陷入目前的苦境，双重工会主义应负主要的责任。

　　为要了解双重工会主义的破坏作用，我们必需了解被它几乎完全淘汰干净了的积极分子对于工会具有何等的重要性。每个工会工作者都晓得工会的重要活动都是由少数积极分子进行的，他们的人数与整个工会会员人数比较起来，是小得不足道的。工会中极多数会员对于工会活动一般是不积极的。

　　这些少数积极分子对于工运的每一部分都是极端重要的；他们是工人阶级思想与行动的中枢，工人运动的灵魂；他们作出战斗纲领并使之实现；他们是工人队伍中一切真正进步——思想的、精神的、组织的——源泉；他们是“使整体发酵的一小块酵母”。这些少数积极分子正是从俄国革命以来出名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心灵、头脑与神经。

　　所有工人组织的前途，直接依赖这些积极进步分子在落后的消极的有组织的工人间所起的有效作用。在有着强大工人运动的国家（如德国和英国等），积极分子都起了这种作用。他们留在旧的工会组织里，成了聚集在那里的工人群众的实际的教师、鼓动者和领袖。因此他们能够或多或少地以他们的思想和革命斗争的精神影响群众，使他们的运动飞跃前进。但在美国，多年来的双重工会主义破坏了这种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自然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使工人组织获得健康与活力所不可少的。它使积极分子脱离了基层工会组织，因而使群众失去领导。它破坏了进步的唯一基础，使工人运动的每一方面——政治思想、产业组织、合作事业方面——陷于停顿和瘫痪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双重工会主义使美国工人阶级的头脑与躯体分离。


双重工会主义的失败

　　差不多三十年来，但尼尔·德里昂所草拟的双重工会纲领浪费了大量可贵的战斗力量。美国工运所培养出来的成万的优秀人材献身于这个纲领，付出巨大精力为展开渴望的新的工人运动而奋斗。可是他们犹如在沙上浇水，劳而无功。产业界的双重工会主义像撒哈拉灼热的沙漠一样吸尽了他们所灌浇的水分，连一点痕迹也不曾留下。今天数量上微不足道的双重工会与工人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比起来真是得不偿失。

　　看一看世界产业工会的例子吧。人们为它所花费的精力与所献出的忠心要是放在工会上，真可以使工会像奇迹似地扩大发展起来，可是放在世界产业工会上，结果竟没有一点真正的成就。到它建立十七年以后的今天，它的会员比当初成立时减少了很多，它的影响是更不用说了。我们所看得到它的最近的正式财政报告表明，它的会员总数不超过一万五千人，而在一九〇五年则有四万人。甚至它昔日的革命精神，也一直在下落，目前它已堕落成为一个攻击工会、诽谤战斗中的苏联的团体。对于双重工会主义的愚蠢，世界产业工会是一个纪念碑。

　　加拿大的统一产业工会提供了双重工会主义徒然消耗工人的反抗精神的另一个例子。四年以前它刚成立时，拥有会员四万人，声势夺人。它的发展使原有工会引起了内部争执，打乱了它们的队伍。它们的会员因此大量减少。积极分子为统一产业工会拉去许多比较积极的工人。虽然这个组织的成立曾费了人们很大的力量，却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四千个会员了，其积极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这是一个代价重大而前途黯淡的试验，而且一般地说来它已损害了加拿大的劳工运动。国际工人产业联合工会（Worker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Union）是另一个有普遍性的双重工会；十四年来，它曾是社会劳工党中的积极分子的注意力所在，而现在却只有几百个真正的会员。同样，在某些产业部门中分别组织的几十个双重工会也是同样严重地糟蹋了战斗的努力；它们实际上无异耗尽了积极分子的精力。除了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制鞋工业的双重工会略见成绩以外，其它工业的双重工会都已全部失败。它们耗尽了工人阶级中最优秀分子的无限精力，而它们的成绩接近于零。双重工会主义无谓地、令人不能容忍地浪费工人阶级最可宝贵的生命力量；它是使工人虚耗精力与徒寄理想的无底洞。


工会活动力的削弱

　　很多年来，双重工会主义虚耗着战斗力量，它直接地、严重地影响了工会。国内的所有激进报纸和革命领袖多年来几乎都深深地染上了双重工会主义的色彩。在他们的纲领中，分裂主义与进步的工会主义是合而为一的。结果工会中的积极工人一旦认识到革命的工会主义的原则，也就染上了双重工会主义的思想。这样，他们失去对旧有工会的信心与兴趣；或者弃之不顾，而全部参加双重工会；或者虽然仍在旧工会，但丝毫不起作用。少数进步工人成批转移的结果，已将进步这个概念与工会割离开来。它使正在生长起来的战斗力量一开始就遭了殃，而这种力量却是能使原有工会获得生气与发展的唯一因素。双重工会主义使工会进步的源泉枯竭，使工会工作不起作用和完全停顿。它在长时期内逐步地不断地腐蚀着工人运动。

　　这种有计划地打击积极分子的战斗意志及削弱积极分子所产生的恶劣结果，是使工会几乎完全落于有组织的反动派的手中。在一切工人运动中，只有工会中的进步份子组织起来，全面进行反对工会官僚集团的的有力斗争，工会才能发展生长。双重工会不断地宣称：旧有工会已经没有希望，也已经无法挽救了。这甚至使得留在工会内部的那些积极分子也心灰意懒，不能对官僚分子展开有组织的反抗。这些积极分子受了双重工会所散布的对原有工会组织的悲观论调的影响，加之自己又缺乏能应用于那些旧工会的建设性纲领，他们多少年来在工会中袖手旁观，一事不做，而统治的反动势力却正在巩固阵地为所欲为。由于他们有双重工会主义的思想，这些积极分子实际上是脱离了自己的岗位，让他们的敌人去安稳地掌握霸权。如果美国工人运动目前已被愚蠢腐败的官僚集团所紧紧控制，因此完全不能向前推进，那末双重工会主义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因为它瓦解了工会的战斗意志。

　　在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屠宰业工人的伟大运动中，激进分子对原有工会组织的漠不关心曾经造成了特殊严重的危害。未受双重工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少数反抗分子是那次历史性的运动的主要的负责人。他们不久就和中间派投入了与保守派争取控制新成立的工会的剧烈斗争。他们占领了工会组织中的战略位置（特别是在芝加哥牲畜业中），并且邀请工业中双重工会主义派的激进分子来参加这个运动，帮助他们控制工会，表示愿意给他们书记及其他重要职位。假使当时那些双重工会主义者接受了这个邀请，那末拥有二十万会员的巨大的屠宰业工会就一定会完全接受进步势力的领导了。可是在一九一九年，双重工会主义精神非常强烈，因而著名的左翼份子在这样特殊地有利的情况下仍不愿以积极的态度参加新的工会；他们以高傲轻蔑的态度拒绝了这个邀请。结果原来工会中的少数积极分子被反动分子压倒，不久这些无能的堕落的反动分子就破坏了整个的工会组织。这真是坐失良机。在其他产业部门中也存在过类似的时机。我们很可以说，如果激进分子在战时并不倾向于双重工会主义而是在工会中积极努力的话，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一定已是工人阶级的大部分，而不会是控制工会的反动份子所集合的比较少数的工人了。


以分裂为手段的破坏

　　双重工会主义不断地抽取工会的活力（使积极分子个别地脱离工会，失去斗志），这已经是够坏的了，但它所造成的许多次大规模的分裂运动则使情况更趋恶化。美国劳工运动的特有的恶运，是当某些工会正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如工业不景气，内部不和，罢工失败，或遭遇其他削弱工会的影响），双重工会主义的倾向却非常恶毒地出现了，而分裂运动也就发展起来，使工会灾上加灾。在工会最迫切需要积极分子来维持组织的关头，双重工会主义者却最忙着要把它拆散；在这种危机中，应该是工会的最好朋友的人们却变成它们最恶毒的敌人。这类事曾经一再发生。例如在过去两年中，码头工人及海员们都曾痛苦地遇到这种分裂运动。当时码头工人工会及海员工会在大罢工失败之后，正急需进步份子来重建工会，使它复生，但进步份子在那种紧急关头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不但不来加强工会的组织，而是制造分裂运动，使工会四分五裂。四五个双重工会组织出现了；在他们结束了对旧的组织的攻击及他们自己之间的斗争以后，许多海港的工会也就损毁无余了。已经削弱了的铁路工厂的各工会目前正受着类似的攻击。

　　一九二〇年岔道夫举行的著名的“非法”罢工[3]是一个巨大的分裂运动，它产生了分裂运动的典型的恶果。由于工会的高级人员对工人群众的痛苦漠不关心，使他们普遍地不满，他们因此发动了这次结局失败的罢工。当时情况很严重，但是如果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少数积极分子，就可以将这种愤激之情引到建设性的道路上去；它不仅可以用来争取满足工人的要求，并且可以用来击败反动派。可是铁路部门中双重工会主义的长期宣传，有效地阻止了组织少数积极分子的工作。这样，这个运动因为缺乏领导者而陷于混乱，以致最后成为“非法”罢工。接着，如通常的情形那样，分裂的倾向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成立了。最后的结果是岔道夫在四面八方都遭到灾难：罢工失败了，成万的工人积极分子被列入黑名单，工会因失去最优秀的份子而更为削弱，反动派的统治因反对力量的完全分裂而加强。这次“非法”罢工的失败是美国工人因长期信奉幻想的双重工会主义而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

　　双重工会主义的危害典型地表现在一九一八年产生加拿大统一产业工会的运动中。最初，暂时摆脱了双重工会主义影响的积极分子在原来的工会中举起了产业工会主义的旗帜；工人们认为他们终于看到这样一条摆脱反动政策的控制与反动派领导的道路，便纷纷响应了他们的号召。工会一个跟着一个接受革命势力的领导，这个运动如暴风雨一般席卷了加拿大西部；照当时情形看来，工会中积极分子的组织——没有它，工会就不能前进——终于要确定地在产业工会中成立了。可是正当运动到达高潮的时候，双重工会主义者占了上风，把整个运动导向分裂的泥坑：他们发起了组织上述的统一产业工会这一新的劳工运动。结果真是不幸，新的统一产业工会当然并无所成，但旧的工会却已四分五裂，并且因为内部争论，上万最优秀工作者的离去而大为削弱；而最坏的是，正在开始中的少数积极分子的组织也横遭破坏，整个工会便完全被反动派所控制。统一产业工会的分裂运动使整个加拿大的工人运动倒退了好多年。


西部矿工联合会（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的破坏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破坏是双重工会主义所造成的巨大悲剧之一。这个在一八九三年成立的矿工组织，早年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工会组织。它有产业组织的形式和毫不隐蔽的革命立场；许多年来，它进行了反对矿主协会（Mine Owners’ Association）的辉煌的胜利的斗争。布勒生登（Brissenden）说它在寇德兰纳（Coeur d’Alene）、克力普尔·克里克（Cripple Creek）、里特维尔（Leadville）、泰勒拉德（Telluride）、艾戴河温泉（Idaho Springs）等地的罢工是“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强有力的、最生动的一系列的罢工运动[4]”；一次又一次，矿工们把自己武装起来，与公司的枪手、走狗一决胜负；他们的英勇作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5]。

　　这个组织无疑是在美国工运中所产生的最好的工会组织之一。可是，从那时起，它的会员人数早已减少，它的精神早已遭到破坏，目前它的规模微小，它的态度又是这样的保守，甚至把过去的光荣的名称也引以为耻。它现在称为矿工、厂工和化炼工人国际工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Mine, Mill, and Smelter Workers）。这个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可悲的没落是双重工会主义直接造成的。我们需要比较详细地说明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全盛时期，最多不过百分之五[6]的少数会员是积极的、革命的。这批有严密组织的少数会员在联合会中占据了有战略意义的位置，因此他们的革命精神得以感染全部会员；这些有组织的激进分子使联合会成为有真正强大的战斗力量的一个组织。

　　在一九〇五年，西部矿工联合会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一个会员工会。两年后，当它退出世界产业工会时，曾引起使它成为进步工会的积极分子的猛烈反对。大部分积极分子仍然留在世界产业工会里，让西部矿工联合会去自由发展。许多最优秀的人，包括像海渥德和圣约翰这样的斗士，或者脱离了联合会，或者成了消极的份子。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参加世界产业工会的期间失去了积极分子，也即是失去了灵魂；当它加入时，它是个革命团体，当它退出时，即使它还没有变成保守团体，也至少是确定地走上保守的道路了。

　　自从西部矿工联合会退出世界产业工会之后，它原有的积极分子都变为忠诚的双重工会主义者而与联合会作殊死战。原先曾获得他们忘我的热烈拥戴的机构后来竟变成了他们猛烈攻击的目标。这些积极分子从前是联合会的骨干，现在却成了它的死敌。这样，一度战绩辉煌的西部矿工联合会很快地就堕落到目前的境地。

　　我和其他人都曾指出，积极分子因为联合会退出世界产业工会而进行破坏工作是不智的，我也呼吁在联合会展开重建领导的运动，可是所得到的回答总是：“穆亦尔（Moyer）机构的力量巩固，撼动不得，特别是因为它已经控制了勃脱区（Butte）的大工会组织”。当有人建议夺取勃脱工会的领导权时，他们回答道“不可能”。可是在一九一四年，勃脱区工人群众因痛苦不堪而起来斗争时，曾将他们的工会头目逐出城外，并负起了领导责任；这就证明上述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勃脱区工人这个行动把作为反动堡垒的该区工会稳稳当当地放在了积极分子的手中。如果这些积极分子仍旧留在联合会里，在许多其它地区同时展开一个运动，则整个工会的组织就唾手可得。可是他们对于流行的双重工会主义迷信太深，同时对于一切有关美国劳联的事物的仇恨又把他们弄糊涂了，因此他们立刻退出联合会，另外组织新的工会。这种新的工会几乎千篇一律是要失败的，他们的也并不例外。全部事件的实际效果是使因为原有的积极分子的离散而已被损害削弱的联合会再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

　　手创西部矿工联合会，并曾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可喜的成就之一的人们最后终于一手破坏了它，这真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大悲剧。矿主协会曾用尽权势金钱所不曾做到的事情，却由热中于双重工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很轻易地、甚至毫不困难地完成了。由于他们坚信一个不能实现的理论，使所有金属矿工的组织解体。西部矿工联合会所遭遇的破坏，同样也在美国其它工会中发生了；它们都丧失了最积极的分子，并且面对这样的凶恶的敌人——本来应该是它们主要支柱的斗士。


新的现实主义与旧的空想主义

　　但是美国工人运动终于开始克服这多年来耗尽其生命活力的双重工会主义的倾向。十八个月以来，成批的积极分子进行了一个思想上的革命：否定了建立独立的理想的工人组织的传统政策，并且非常一致地迅速着手原有工会的重建与革新的工作。这个空前的策略的转变使激进或进步运动的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起来。信仰共产主义的团体，如共产党、工人党（The Workers’ Pary）及无产者党（The Proletarian Party）都受到特别重大的影响。多少年来信奉双重工会主义犹如神明的人们现在转过来完全反对这个主义了，并在旧工会中努力工作，使之复活和加强。很显然的，这些党派已决心不再重犯曾使社会党覆灭的致命错误——没有使积极分子在工会中获得重要的职位。在工会中始终热心工作的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的积极分子已使他们的工作明确起来，紧张起来；这种新的组织也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会、统一产业工会以及其它工业的双重工会。这些双重工会中许多最积极的分子已经公开要求与一般工会合并，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如此短促时间内所发生的最彻底的策略转变。双重工会主义已经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一九二二年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2-15 17:28

八 产业工会主义

·积极份子与群众
·成衣业联合工会
·工会教育同盟
　

　　以工会教育同盟为代表的新运动，推翻了一直是双重工会主义者的武断主张，即工会和行业工会的原则是紧密地联结着的，因此工会不能发展为产业组织。新的运动反对那种陈旧的看法、——以为产业工会必须凭一纸命令从头搞起；新的运动认为产业工会是从旧有的行业工会的进化中——不断地建立、重组、巩固的过程中——产生的。全世界的工运历史证明这个看法是对的。

　　从工人阶级原来没有组织的情况到建立产业工会，工人运动要经过三个明确的阶段，它们可以大致称为孤立阶段、联盟阶段、联合阶段。最初，工人总是按行业组织起来的。这些原始的工会组织对于广泛的［阶段］（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阶级”之误）利益所知甚少，或则毫无所知，它们的斗争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这就是孤立时期或单纯的行业工会时期，它在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终于结束。各个产业部门的各行业工人，看到老板们使他们的组织互相斗争，从而把他们完全击败，因此发现了他们共同利益的所在，而在自己的产业部门中结成联盟；这就使他们进入第二个发展的阶段，即联盟的阶段。这种组织继续演化下去；同样的力量最后迫使他们将许多联盟机构合并为真正的产业工会，这样他们就到达了最后的联合阶段。如此形成的产业工会接着又将经历类似的统一过程，首先他们单独作战，然后与有关的产业工会结成联盟，最后和它们联合。产业工会主义并不是突然应用于工人运动的新制度，而是通过简单的行业工会的长期的细致的演化而完成的，为现代斗争所必需的复杂的组织。

　　差不多世界上所有规模宏大的产业工会都是这样演变而成的。在英国，全国铁路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men）、机工联合会（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矿工协会（Miner's Federation）、运输及一般工人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都是由很多行业工会和地方工会联合组成的。在德国，金属工会（Metal Workers' Union）和营造工会（Building Workers' Federation）等等，同样是以旧有的行业工会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上述这些庞大组织以及很多其它国家的类似的组织都经过了孤立、联盟、联合三个阶段。这是工会发展的一般秩序。不管双重工会主义者是怎样地硬要证明美国工会是不会发展和变化的，它们却正在外国工会所走过的进化的路途上前进，只是显得很缓慢、显得比较吃力而已。目前它们一般地已进入发展过程中的联盟阶段。这就是各个产业部门中存在着的许多联盟组织——如铁路工人联合会，印刷、金属、建筑及其他各业的联合会——的意义。工会中积极分子的任务是将工会推进到新的联合阶段，加速目前已经在工会中发生的自然演化，一直到它们都集中起来组成产业工会为止。


积极分子与群众

　　目前集中表现为工会教育同盟的新的运动，在策略上也和双重工会主义大不相同。双重工会主义的主要纲领是以他们的一些政治和产业理论为基础来建立工会，然后通过教育方式使落后的工人参加他们的工会。这是违背工会主义的首要原则的。产业界的工人组织起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的完整的社会信仰，而是因为一致的行动能保护他们共同的经济利益。工会是建立在工人物质利益这一实在的基础之上的，并非由于他们接受了某种明白地宣布了的政见。目前工会必须包括构成工人阶级的众多的派别——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新教徒等等——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双重工会主义者企图根据自己的理论来组织工会。这样，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大串新的工人运动。只要新的关于政治与产业组织的思想一出现，赞成这种思想的人就另组工会，以表现这一类的思想。在某些产业部门中，这一类平行的运动竟有五种之多，每一种都代表不同的倾向，都徒劳无功的号召群众接受它的特殊观点。以华美的理论为工会组织纲领的双重工会主义，不仅夺去工会中最优秀的份子，使工会奄无生气，而且使革命的进步的运动分化为孤立的流派，与群众和实际斗争脱离，形成各式各样的奇怪理论以及不切实际的纲领。

　　但是，工会教育同盟中的积极分子严格地避免采取这种分裂政策，他们的纲领恰与这种政策相反，是竭力要使积极分子在有组织的群众中活动。他们在工人组织及斗争的中心直接进行宣传工作，而不是先在他们与工人之间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筑起壁垒，然后劝工人穿越过去。同盟中的积极分子认为组织工会的主要问题是领导问题；他们的目的，是要用以下的方法获得有组织工人的支持：在工人的一切战斗中起带头作用，他们要在阶级斗争的严格的考验中证明他们的理论、策略及组织形式对工人运动是最好的。这样便能粉碎使工会冥顽不灵、浑身瘫痪的反动官僚集团的统治而逐步建立能激励和发展工会工作的积极分子的领导。

　　过去积极分子曾经自动脱离有组织的群众，这对于工运中的官僚分子真是大开方便之门。但现在，这些积极分子竭力反对那种孤立的倾向。他们充分了解他们应该在大的工会组织中工作。当统治的反动派开除了个别积极分子或若干地方工会时（反动派本能地知道，工会中一旦存在着积极分子，就对于他们不利），他们应该为回到工会中去而斗争。但这种政策并不主张以一切代价来维持旧的工会组织。在极端的情况下，因为反动派不肯接受群众的约束，分裂运动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那时，积极分子必须事先运用策略，使广大的会员群众支持自己；否则他们自己和工人运动都将遭遇不幸。使反叛运动足以取胜的联合行动，亦即工会教育同盟正在普遍造成的典型的情况，指的是积极分子须要在没有觉悟的群众中发挥严密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的战斗作用。同盟的策略纲领的中心，是不许积极分子脱离工会群众。“积极分子留在有组织的群众中”是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


成衣业联合工会

　　美国成衣业联合工会的诞生，很好地说明了工会教育同盟所倡导的“积极分子留在有组织的群众中”的方法是有效的。正如双重工会主义者总是曲解工运历史以为他们的政策辩护，他们一再提起这个强大的独立的成衣业联合工会，作为他们纲领的正确性的明证，的确也很少有人批驳过他们的这种意见。这一切使成衣业联合工会更足以说明积极分子所采用的新旧二种方法所根据的不同原则及所造成的不同结果。

　　成衣业联合工会并不是以双重工会主义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它是在原来联合服装工会（United Garment Workers）中有组织的少数积极分子的工作中发展出来的。双重工会主义的传统方法及中心纲领是叫一小群积极分子策划建立理想的工会，与旧的工会竞争，并与之进行控制本工业的公开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总是使旧工会丧失积极分子并且落入反动派的手中。但是，成衣业联合工会并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形。现成男装制造业中的积极分子并没有另建工会[1]，他们把美国联合服装工会当作自己的组织，并使之成为能在阶级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充满战斗力的工会。为此目的，他们按照工会教育同盟的原则把自己组织起来，以击败统治工会的反动派，并实现自己的政策。

　　联合服装工会中进步分子与反动派进行了多年的斗争。反叛分子利用统治集团所犯的每一桩错误与罪恶，渐渐扩大了他们的组织和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律克尔脱（Rickert）在一九一〇年芝加哥大罢工中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行为，加强了他们对工会的控制力。接着是一九一三年纽约的激烈罢工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旧官僚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行为，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对于官僚分子是最后的一次打击。积极分子这时已组织了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委员会（与目前工会教育同盟在各产业部门中所建立的一模一样）；他们依靠一九一三年罢工所造成的不满情绪，选出了行将在耐许维尔（Nashville）（录入者注：现通译纳什维尔）召开的一九一四年的大会的极大部分代表。

　　这样，就使情势变得危急起来。积极分子已获得了一般群众的支持，但是律克尔脱拼死想救他自己，排斥了他们的许多代表，以维持他的统治。这时他的反对派就全部退出，另开大会，他们并雄辩地说明他们并非双重工会主义者。甚至在律克尔脱的阴谋暴露之后，他们仍拒绝分裂，并且声称：只有他们，才是真正代表联合服装工会的。只有在不久以后的劳联大会拒绝承认他们而承认律克尔脱之后，他们才开始以独立工会的身份出现。

　　把这种运动称为双重工会主义运动是胡说八道。它与一般双重工会吸取旧工会中积极分子的政策毫无相同之处。上述这个运动的核心以及它成功的原因，在于使积极分子留在有组织的群众之中，并团结起来以击败旧的工会统治机构。耐许维尔的分裂只是次要的一面。不管有没有这次分裂，积极分子已获得了一般工人的支持。有组织的男衣工人不管律克尔脱派玩什么把戏，确定地接受了积极分子的领导，接受了后来使他们的组织获得辉煌胜利的人们的领导。成衣业联合工会的成立有力地证实了工会教育同盟所倡导的“积极分子留在有组织群众之中”政策的正确，但这并不表示它的会员是赞成双重工会主义的。


工会教育同盟

　　工会积极分子的新运动是以工会教育同盟为中心的。同盟的工作方针是建立一个包括工会革命分子、进步分子的左翼集团来对抗工会反动官僚们的专制统治机构。因此为使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份子能互相合作，我们必须主要根据产业的分别来把他们组织起来。除了谴责致命的冈伯斯政策及宣传工人阶级应该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这个一般性的主张以外，同盟将政治问题交给各党派自己决定。同盟的工作主要是产业组织方面的。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和八月二十七日两天，教育同盟的首届全国会员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同盟提出了一个组织广泛的革命的产业工会的方针；以这个方针为基础，同盟正在各工会中进行团结积极分子和教育他们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二月，同盟发表了关于纲领和原则的声明。声明指出同盟的目标如下：

　　工会教育同盟主张将工会从目前陈腐的停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发展为现代化的强大工人组织，能向资本家进行胜利的斗争。为达到这个目的，同盟正从事于彻底地全部地整顿和改造它们的理论、策略、机构和领导的工作。同盟并不支持目前流行的关于调和劳资利益的这种松懈工人战斗意志的无耻谰言；相反地，它宣扬着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工人共和国这一令人振奋的目标，以燃起工人的想像，启发他们的美妙的理想，发挥他们的精力。同盟积极赞成以产业的区分，而不以行业的区分来组织工会。行业工会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初期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目前已完全过时了。在老板们的强大的联合面前，工人必须严密组织自己的队伍，否则是要被消灭的。像在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众多的行业工会必须联合为一系列的产业工会，即使五金业、铁路部门、成衣业及营造业等各有一个工会。同盟同时想促使美国工人与世界各地的战斗的工会份子取得联系。同盟完全反对目前的可怜的孤立政策，而主张加入红色国际工会（Red International of Trade Union）所代表的战斗的国际工会运动。同盟正在进行反对在我们许多组织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反动的、无能的、无耻的家伙的斗争，并且力图以战斗分子、以视工运为获得工人阶级解放而非个人的舒适生活的工具的男女工会人员来代替他们。换句话说，同盟正在一切必要的方面使工运获得生气、精神和力量。

一九二二年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2-15 17:29

九 联合运动和劳工党运动

　　工会教育同盟虽然已在暴风雨般的一九二〇年代的早期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它所发动的广大的三重性的运动中——联合、建立劳工党和承认苏联——获得了更大和更快的成功。为这三个问题，它以全力发动了全国性的攻势。这一运动震惊了一切参加工运的人。成群的工会主义者在教育同盟的口号之下团结起来了。参加工运的人们，有一半以上公开支持同盟所提出的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全部要求。几个月内，教育同盟使这三个问题成为劳联和铁路工人兄弟会的主要问题。

　　对于教育同盟三大口号的广泛响应，证明了群众中存在着彻底改革的要求。工人从通过联合而实现的产业工会主义看到走向真正统一和强大的道路；看到走向组织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及改变一部分工会在罢工、而同一产业的另一部分工会的工人则继续上工的这种惨况的道路。最近的铁路大罢工、营造业罢工、印刷业罢工和其它的罢工都证实了这种行动分歧的破坏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屠宰业罢工和钢铁业罢工的最显著的弱点。在工人看来，组织劳工党对于老板食言的行为和破坏罢工的政府的军队、法庭、警察，对于劳联领袖们的致命的超党派的政策都是一个有力的回答。工人的广泛要求承认苏联的行动表现了他们对于这个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的自然的友情。在整个教育同盟运动中工人看到一条通到发展一个更为正直、有力、有效的工人运动的道路。

　　支持这个伟大的教育同盟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形成了进步分子和左翼分子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和教育同盟是起推动作用的左翼力量，而那些进步分子，主要的是费茨派屈里克和诺克尔斯（Nockels）所领导的农工党，则同情地和他们合作。这个统一战线主要是从坚持屠宰业罢工和钢铁业罢工的联合力量中生长出来和延续下来的。教育同盟的这个联合运动是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它从芝加哥劳联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通过的决议案取得推动全国的力量。这一决议案是由教育同盟的代表提出的；在叙述行业工会间的不团结这一悲剧之后，它以下面的话作结：

    　　“我们芝加哥劳联在这个常会中决议要求美国劳动联盟采取必要的行动，实现已组织起来的工人间的必要的团结。作为朝这个方向走的第一个步骤，必须召开各国际工会的联席会议，计划如何将各个产业中的许多工会组织联合成单一的组织，每个组织必须包括同一产业部门中的全部工人。”


　　以芝加哥劳联副主席纳尔逊（Nelson）为首的反动派，反对这一决议案，可是大会以一百十四票对三十七票否决了他们的反对案。随之而来的是教育同盟的伟大全国性的以“联合或灭亡”为口号的运动。在以后的十八个月中，在芝加哥决议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这个团结运动在许多联合的倾向中表现出来了。十六个国际工会——包括铁路职员工会（Railway Clerks）、铁路养路员工会（Railway Maintenance of Way），铸铁工会（Iron Molders）、屠宰工会（Butcher Workmen）、印刷业工会（Typographical Union）、面包师工会（Bakery Workers）、石印业工会（Lithographers）、酿酒业工会（Brewery Workers）、成衣业联合工会、皮毛业工会（Furriers）、食品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Food Workers）、钉书业工会（Bookbinders）、金属磨光业工会（Metal Polishers）、消防员工会（Fire-fighters）、纺织工会（Textile Workers）、鞋业工会（Shoe Workers）——马上投票支持联合运动；而妇女服装工会、列车车务员工会（Railway Trainmen）、火车火夫工会（Railroad Firemen）和其它一些国际工会，则表决赞成组织联盟或进行部分的联合。十七个州的工联，包括如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执安、威斯康新（录入者注：现通译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俄勒冈、内布拉斯加、华盛顿、南达科他、犹他、科罗拉多各州的重要组织，都通过了联合的决议案。除此而外，数十个中心区劳工委员会和成千的地方工会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我们很可以正确地说二百万以上的工人或参加有组织的工会运动的人数的一半，响应了教育同盟的联合口号。汀伯克（Tim Back）从加拿大报告我们：“去年加拿大各地的各种工会几乎全部赞同联合的决议，包括亚柏挞劳联和七个最大的中心区劳工委员会，总人数超过加入加拿大职工大会（Trades Congress of Canada）的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建立劳工党的运动同样的收到很大的效果。一九一八和一九二〇两年中，好几个地方的工人自动地进行了建立劳工党运动，特别是在明尼苏达、纽约和芝加哥。可是刚刚成立的农工党，在一九二〇年的全国大选中的无力表现使它瘫痪下来。农工党在芝加哥劳联中的费茨派屈里克和诺克尔斯派的控制之下半死不活地延续下去。于是在和费茨派屈里克取得协议之后，工人党和教育同盟开始提出组织劳工党的问题。结果产生了一个远较联合运动更为广泛的高潮。许多国际工会、州工联、中心区劳工委员会和地方性的工会组织决定支持组织劳工党的建议。在这个运动中教育同盟将劳工党这一问题重新提请三万五千个地方工会复决。教育同盟收到七千张赞成票。我们相信必定还要更多的赞同这一议案的地方工会还没有通知我们。劳工党运动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三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大会上达到了最高峰。

一九三六年
作者: 福斯特    時間: 2015-2-15 17:29

一〇 将没有组织起来的组织起来


　　美国工人阶级目前最伟大和迫切的任务是将数百万尚无组织的产业劳动者组织起来。按照目前情况来说，工会——包括劳联和其它独立工会在内——会员总共不到三百五十万人，而有资格入会的工人却有二千五百万人。有组织的劳工只占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其他的人都无助地落在剥削者手中。钢铁业、纺织业、汽车制造业、肉类罐头业、橡胶业，以及采矿、伐木业等大产业和一般的制造业，不是完全没有工会组织，就是只有一些脆弱和分散的工会。即使在工会力量较强的产业中——煤矿业、印刷业、建筑业、铁路工业、一般的运输业、服装工业、制革业、娱乐场所等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也绝不超过该工业中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而很多地方为数更少。这种情况是不堪想像的。在这样庞大的一群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面前，这一小撮有组织的工人是不能真正的作出成绩来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后在政治思想上或产业组织上能否进步要看它能否将数目庞大的尚无组织的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

　　要完成这一伟大的不可缺乏的组织任务，目前是特别有利的时机。几乎在一切产业部门中，对劳工的需求都是很大的。目前工人斗争情绪甚高，所以如果方法运用得好，可以马上将他们组织起来。一个组织得很好的运动是可以马上使数百万工人加入工会的。但是目前的形势不仅给我们良机，同时也给我们警告。如果工会忽略了这一极好的时机而不将这些尚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在不久的将来工会将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眼前的繁荣现象只不过是暂时的。它是不能持久的，最多也不过继续一、两年。然后，正如命定一般的，我们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所曾经发生过的最坏的不景气就会来临。一切的预兆都指着这个方向。如果工会事先不明智地着手将没有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以加强它的阵营，那么当不可避免的工业危机来临时，灾难将降临到它们的头上。工会将遭毁灭。在“经济繁荣”的潮流之中暂时停止实行“开门制度”的老板们将以加倍的力量重新向工会进攻，直到打垮工会运动的骨干才甘心。如果工会坐失目前的良机而不将尚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它们便将自取灭亡。

　　在这一紧要关头，工会领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解决这个重要的组织问题呢？什么也没有做。他们随波逐流，毫不考虑前面的大风暴。至于劳联的总负责人们，那些应该在此时负领导责任的人们，表露了他们一贯的恍惚、麻痹、愚蠢、冷淡的态度。他们曾经放过战时所给的良机，不制定一个普遍的组织计划，甚至于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计划是需要制定的。因此现在我们自然也不能对他们有所期望。他们和他们的所谓组织工作者都太忙于玩弄政治和打击“赤色分子”了。他们对于教训进步的西雅图中心区劳工委员会，远比组织在钢铁托拉斯压迫下的奴隶们更为热心。

　　许多别的产业部门中的情况并不比钢铁工业为佳。除了成衣业的各个工会和那些独立工会之外，其他工会差不多什么事都没有做。那些工会领袖们普遍的染上了劳联总部的那种惰性和麻木。在煤矿工业中，约翰•路易士（John L. Lewis）为他的组织工作人员所找到的最好的事情，是派他们到那些已有工会组织的地方去玩弄政治手腕，以反对那些不服从他的专制命令的工会人员们。路易士对于在最近一、两年之内全国矿工一定要为保存他们的工会、保存他们从多年艰苦斗争中获得的果实而和雇主进行剧烈的斗争的事实是熟视无睹的；他完全忽略了将在阿拉达喜、科罗拉多、西维基尼阿（录入者注：现通译西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和其它地区的尚无组织的矿工组织起来这一迫切的任务。钢铁业的情况还要糟些。在一共有五十万工人的工业中只有八千人参加了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联合工会的领袖是“祖母”麦克•台夫（”Grandma” Mike Tighe），他懦弱无能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别人将工人完全组织好放在银盘中交给他，他也不能好好的保持这个组织。在目前的形势下，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奉承独裁的钢铁大王们，并再三向世人保证他的工会是美国工会中最保守和最可敬的。他一点也不去组织那些尚无组织的工人。同时，十二小时工作制在这个产业部门中盛行着，这真使有组织的工人贻永世之羞。这种消沉的现象同样存在于铁路业中。由于厂工罢工的惨败而意气消沉的领袖们，不去大力设法恢复失去的阵地，反而忙着破坏工会的章程，用各种穷凶极恶的计谋来阻挠将各工会联合在一个产业组织中的运动。在其它的一些工会中存在着相似的情形。那些工会的领袖们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人的工作。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了。我们必须使工人觉悟到他们在目前的“繁荣时期”的责任和机会。这就是说，各地的工人运动的斗士们必须积极活动。他们必须在那些反动的领袖们的统治之下燃起烈火，并且坚持发动一个广大的组织运动。如果听其自然，这些领袖们会一点事也不做的。他们已无望的陷入于使人萎缩的冈伯斯主义的泥沼中去。在他们身上，我们见不到一丝生命或进步的痕迹。我们必须刺激他们，使他们行动起来。“组织那些尚无组织的工人”必须成为每一个积极分子的口号。这个问题必须在每一个地方工会、中心区工会、或州的工联以及国际工会中提出。只有这样，事情才能有些进展。我们必须强迫我们的领袖去组织群众。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应该运用这种压力，否则他们就要一事无成。

　　为了建立工会，我们不仅要按照过去所提出的口号激励尚无组织的群众，而且要做更多的工作。这是因为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对于行业工会已失却信心。他们看不出加入工会有什么意义，因为工会不能抵挡实行“开门制度”的攻势。举例来说，铁路厂工尽管目前这样孤立无援，绝不愿再回到他们原属的工会中去，因为尽管他们百分之百的加入了工会，他们却看到这些工会如同纸牌搭的房子一样的垮了下来。他们不想重复那种经验。这种情形在大部分工业中都是存在的。行业工会已不可挽救地失去了威信。它再也不能团结工人了。现在一定要拿出一整套的新办法来。我们必须做点工作，重新在工人心中唤起希望和热情。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举起产业工会主义的旗帜，用联合已有工会的方法使之实现。我们必须以一种较新的、更有力的组织形式来接近工人。然后，他们会重新获得希望而成群结队地加入我们的组织。当他们看到另一个有效地和他们的压迫者斗争的机会时，他们会重新团结起来。除非给他们一个较新的组织形式，他们是决不会团结起来的。“联合和组织运动”是一个正合于我们目前需要的口号。整个工人运动的进行必须根据这样的原则：一方面将行业工会组织成产业工会；另一方面，将会外的工人群众大批地组织到经过整顿后的工会中来。

　　以我们现有的反动的工会领导来说，改变行业工会为产业工会以及发动一个有力的组织运动似是一个不合实际的和不可能实现的建议。但是每一个明智的工人都知道，如果要解决将尚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这一问题，这一切是必须做的。事实上，这也正是英国工人所正在实行的计划。谁都知道，那些英国工会的领袖是够保守的，可是他们至少还有足够的聪明来作出一些适合时代的要求的姿态。英国的职工大会理事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Trade Union Congress）——大致相当于劳联的执行委员会——正领导着一个包括两方面的运动：联合和组织运动。它在一切重要工业的工会中举行了讨论联合的会议，同时在全国大工业中心区域展开了“回到工会中去”的运动。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美国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运动，只是必须以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已。我们所需要和必须做的事，一方面是进行联合运动，另一方面是在一切产业部门中开展一个广大的组织运动。我们的反动的领袖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认识这一显明的事实呢？目前工人运动的战士们所面对着的最重大的任务是：唤醒这些反动的领袖，激励有组织的工人进行这一个不可缺少的双重运动——联合和组织运动。将尚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即使不影响到整个工运的生命，也能影响它的祸福。

一九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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